| 【富比世／Nicola Ruiz】
《Place Branding and Public Diplomacy》雜誌編輯兼《2008 City Brands Index》（2008年城市品牌指數）調查（上月公佈的排名就基於該調查）作者 Simon Anholt 表示：「倫敦的唯一不利因素就是它的安全性和消費水準。」Anholt 還與城市及國家政府就提高其國家聲譽的政策、投資和策略進行了諮詢。他說：「但是這兩個因素也幫助提升了其形象：如果太安全，人們就感覺不到刺激，如果消 費水準太低，它的受尊重度就會降低。」 名列前10的城市還包括澳洲雪梨、羅馬（義大利）、西班牙巴賽隆納、澳洲墨爾本、柏林（德國）、荷蘭鹿特丹、和西班牙馬德里。 數字背後 Anholt City Brands Index（Anholt 城市品牌指數）對18個國家的18,000人進行了調查。評判城市的標準包括生活方式、口碑、文化多元性、文化生活和吸引力。比如，受訪者會被要求根據氣 候和天氣、污染程度以及建築和公園的外表吸引力列出40佳城市。他們被問及他們所預期的每個城市人們的熱情度，以及每個城市在過去30年裏在科技、文化和 政治領域對世界的貢獻大小。 Anholt 說：「較精明的政府一直以來都將他們的城市看作是一個需要向外推廣的品牌。但全球化的後果之一就是城市之間對遊客、投資者、企業和重大盛事的競爭變得空前激烈，因此適當注重聲譽現在已經以一種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以強制。」 酷都 倫敦位居榜首，這部分歸功於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包括澳洲、印度和加拿大）與英聯邦有聯繫，並將倫敦視為世界金融、時尚和音樂之都。之前宣佈的2012年奧運會舉辦權又給這座城市貼上了一枚時尚的印章。 其孕育超凡魅力領導人的能力也沒有減弱。在1997年掌權之際，首相東尼‧布萊爾 (Tony Blair) 推出了「酷不列顛」(Cool Britannia) 計畫，旨在將倫敦定位為一個酷而時尚的新銳城市，展現在世人面前。這個推廣口號旨在嘗試為英國重塑一個進取、有遠見且多元化的形象，並同時推廣 Oasis、辣妹 (Spice Girls) 和 Blur 等英倫搖滾品牌。 這似乎起了作用。美國西北大學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國際行銷學教授、40多本區域行銷著作作者 Philip Kotler 表示：「這裏有悠久的歷史和多元文化的人口。這裏是世界金融中心、藝術中心及文物中心，並有著生機勃勃的能量。」 關於巴黎排名第二，Anholt 表示，在贏得這一領先位置方面巴黎所做的努力少於其他城市。自20年前的 Arche de La Defense 至今，巴黎就沒有出現新的著名建築，最近也很少舉辦過受大眾喜愛的盛大活動。Anholt 說，與羅馬和米蘭一樣，巴黎是坐享其成。 他表示：「巴黎是最時尚的城市之一，這幾乎成了一種陳詞濫調。但它卻已發展成為一種全球性的流行文化。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人們都期望能在法國享受美食、時尚以及精緻的生活方式。多年後它可能會變成一座糟糕的城市，但它卻不會因此失去這種聲譽。」 不管怎樣，如果你希望置身於美景當中，那麼巴黎仍是不二選擇。當被問及哪座城市最美時，50%的受訪者表示巴黎最為迷人，而46%的人認為當屬羅馬，29%的人選擇紐約，只有5%的人認為是北京。 位居最時尚城市排行榜第15名的城市米蘭被選為對全球時裝作出最重要貢獻的城市，而華盛頓、馬德里和東京則分別在政治、文化和科技方面做出了最重要的貢獻。 當然，每座城市都有其自身獨特的榮譽需要保持。有些政府想打造一座安全乾淨的城市，而有些政府卻努力將自己的城市打造得更加酷勁十足。 Anholt 說：「荷蘭給人的印象是穩定、可靠、高效、富有和無趣。而阿姆斯特丹給人的感覺就時尚很多。這一切都是因為色情、毒品和搖滾。該城市政府希望能保持那樣鮮 明時尚的吸引力。」Anholt 稱位居最時尚城市排行榜第9名的阿姆斯特丹是少數幾座透過酷T恤測試 (cool T-shirt test) 的城市之一。「如果你將『I heart Amsterdam』印在一件白色T恤衫上，那麼它的售價比沒有這幾個單詞的白色T恤要高。」 雪梨同樣也透過了 Anholt 的酷T恤測試，該城市在最時尚城市排行榜上排在紐約、羅馬和巴賽隆納之前，位居第三位，這令除了那些在雪梨享受生活的人們之外的所有其他人都感到非常驚訝。 Anholt 稱：「每個人都熱愛澳洲。它代表了一種令人嚮往的品牌，這幾乎在《鱷魚先生》(Crocodile Dundee) 裏都有所體現。這部電影為澳洲城市的形象增添了奇跡般的光彩。該電影已風靡全球。如今澳洲被認為是一個完美的國家：熱情、富有、好客和文明。」
原文：Forbes.com The World's Most Stylish Cities
【2008-04-24 富比世】 | ||||||||||||||||||||||||||||||
2008年5月8日 星期四
時尚城市王 倫敦打敗巴黎
2008年3月27日 星期四
Alessi故宮家飾 繽紛喧鬧台灣味
【聯合報╱記者陶福媛／台北報導】
2008.03.27 04:26 am
故宮收藏的老祖宗遺產，果然是個挖不完的金礦。Alessi與故宮合作的「清宮家族」系列，在全球廣受歡迎，本季Alessi乘勝追擊再推出「東方傳奇」系列，義大利設計師Stefano Giovannoni以故宮收藏的傳統民俗畫作中擷取元素，如金魚、蓮花、百合鳥、猴子等，創作一系列的家飾品，預計又會在全球熱賣。
Alessi表示，「清宮家族」以清朝乾隆皇帝的畫像，創造造型可愛的清宮家族成員，如今已推出第二季，銷售業績比預期還要高出三倍，不但歐美人士很喜歡，前往故宮參觀的日本、中國大陸觀光客也都會買回家當紀念。
今年Alessi再度與故宮合作，這一次設計師Stefano Giovannoni選擇有台灣本土風味的年畫、民俗畫如金魚、天堂鳥、百合鳥等，而且色彩採用「台灣紅」的牡丹色、鮮綠、豔紅等，色彩繽紛喧鬧，很有台灣味，與前兩季的中國風大不相同。
目前「東方傳奇」系列已在台灣搶先上市，單品售價從1,300元起跳，有胡椒罐、糖罐等餐桌用品。
2008.03.27 04:26 am
故宮收藏的老祖宗遺產，果然是個挖不完的金礦。Alessi與故宮合作的「清宮家族」系列，在全球廣受歡迎，本季Alessi乘勝追擊再推出「東方傳奇」系列，義大利設計師Stefano Giovannoni以故宮收藏的傳統民俗畫作中擷取元素，如金魚、蓮花、百合鳥、猴子等，創作一系列的家飾品，預計又會在全球熱賣。
Alessi表示，「清宮家族」以清朝乾隆皇帝的畫像，創造造型可愛的清宮家族成員，如今已推出第二季，銷售業績比預期還要高出三倍，不但歐美人士很喜歡，前往故宮參觀的日本、中國大陸觀光客也都會買回家當紀念。
今年Alessi再度與故宮合作，這一次設計師Stefano Giovannoni選擇有台灣本土風味的年畫、民俗畫如金魚、天堂鳥、百合鳥等，而且色彩採用「台灣紅」的牡丹色、鮮綠、豔紅等，色彩繽紛喧鬧，很有台灣味，與前兩季的中國風大不相同。
目前「東方傳奇」系列已在台灣搶先上市，單品售價從1,300元起跳，有胡椒罐、糖罐等餐桌用品。
2008年3月3日 星期一
媒體．藝術．文化 兩岸四地媒體應如何合作
黃肇松 （作者為新聞工作者） (20080303)
在這場有關文化發展與文化立國的討論會中，媒體對文化究竟該作些什麼、該有何貢獻，受到與談人的關切。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先生直指「媒體應更關注文化，問題才能被看見，才能被解決。」交大建築研究所教授劉育東則舉西班牙為例，它的國民並不在乎國民所得在未來要增加多少，反而在乎其文化指標，包括「報紙的藝文版面多寡」的問題。而文化工作者林谷芳教授也以韓國電視連續劇代表作「大長今」為例，它在韓國史書記載中只有三行文字，經過編劇絞盡腦汁，轉化為轟動亞洲的四十六集，在香港播出最後一集的收視率創了六十九％的紀錄，說明媒體與藝術、文化作有效能的連結之後，能夠產生多大的傳播力量和產業價值。
專家的發言，勾起了筆者記憶中的一段往事。北京有一個公益組織叫「阿拉善基金會」，糾結兩岸企業組織出錢出力，長年在中國大陸沙塵暴的發源地──內蒙阿拉善盟種樹抗沙。將近三年前，其理事會成員二十餘人來台開年會並參觀拜會，筆者參加接待。該團離台前夕，台灣的主人們假林谷芳教授主持的北宜公路邊上的雅緻茶坊為他們餞行。翌晨上班，收到兩頁傳真，是上海一家規模龐大的手機簡訊公司的年輕執行副總──史丹福大學畢業的王博士所發（因截稿時間匆促，來不及徵求渠同意，姑隱其名），他描述這是他在凌晨給同行的大陸團員所寫的「情書」。王博士在信函中指出，他的首度訪台對他產生極大的文化震驚，他發現，無論是在北部的台北市喧嘩熱鬧的西門町，在中部山區寧靜僻遠的南投縣集集鎮，或是在廣袤遼闊的南台灣農村，都洋溢著豐沛的中華文化，他說：「台灣確實是中華文化的中心」如此，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呢？王博士疑惑的是，此一事實為何鮮見媒體的報導和論述？
華語世界的「大長今」何在？
類似的疑惑也出現在去年底此間「中國新聞學會」在台北亞大會館主辦的第十屆「海峽兩岸暨港澳新聞討論會」的會場上。來自兩岸四地的媒體人看到了一個數據，根據國際夏日語言學院（ＳＩＬ）的調查及統計，在全球六千八百種語言中，使用華語的人口為九億人，占全球十五％，當然高居世界首位，加上所謂的吳語（江浙話），合計是英語人口的兩倍，法語人口的七倍，日語人口的九倍，韓語人口（包括南北韓）的二十倍，那麼，為何華語地區的許多人卻是「大長今」和「白色巨塔」的消費者？我們自己的「白色巨塔」或「大長今」何在？華語媒體作了足夠的努力了嗎？又為何原為華文正統和中華文化重鎮的台灣，竟有媒體配合政治勢力動不動主張廢中文、廢古文、抵制華語？而在全球正興起學習華語及中文的熱潮中，為何大陸若干媒體仍經常在有意無意間把華語教學和中文教學，視作外交輔助工具，甚至是統戰工具？
整體來看，兩岸四地的媒體是一股龐大的力量，如能排除障礙，集結起來真誠為文化而努力，其所能產生的效能和締造的連結力道是難以想像的。難道，這只是一個夢？
在資訊流早已超過物質流的「資訊時代」，兩岸四地媒體力量究竟有多大？再來看一些統計數據，讓數字說話。由近及遠，台灣傳統媒體中每天定期發行之中，英文報約三十家，有效發行的雜誌五千種，廣播電台二十餘家（多數有聯播的分台），這些媒體近年來變化不大。改變也較大的是電視和網路。目前台灣有五家無線電台、一百個以上的有線電視頻道，提供五花八門的節目，可覆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家庭，比率之高為世界之冠。網路發展更快，台灣民眾網路的接觸率從二○○一年的六．六％一路飆升到二○○六年超過四十％，六年之間成長六倍多。這些新媒體和傳統媒體在幅員不大的台灣，構成極為豐沛的資訊流，但我們每天從其中吸收到多少文化資訊呢，民眾可能不察，媒體卻該自省，不然，林懷民先生也不會有「媒體應更關切文化」的感慨。
兩岸四地媒體大軍 規模驚人
十四億人口的中國，所有的統計數字都大得驚人，媒體亦然。目前，中國大陸報紙超過兩千一百家，各類刊物近九千種。報、刊合計全年的用紙量近五百萬噸。更可驚人的是「廣電大軍」──包括四五○家無線台、一三○○家有線電視、近百家衛星電視及數位頻道、廣播電台亦接近三百家，總共締造了一億五千萬收視及收聽用戶。相較之下，中國大陸網路新媒體發展勢頭更猛。全國網民早已超過一億五千萬戶的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寬帶大國」，而近年來成為中國大陸互聯網發展指標性數據的博客（Blog台灣譯為「部落格」，香港稱之為「網上日誌」），已突破一千萬。總的來說，中國大陸資訊流的能量和其內容的未來取向，已經常成為國際社會關心的焦點話題。然而，相對於其他資訊的傳遞，中國大陸新舊媒體對文化資訊的關注，仍然相當貧瘠。
不要看香港、澳門總人口還不到千萬，媒體發展卻相對穩定。在香港，傳統的十二家中文報及兩家英文報，這幾年來「一個都沒少」，甚至還出現免費派送的大眾化報紙。香港電視市場應該最受台灣電視工作者欣羡，收費電視近年來競爭較激烈，免費電視長期來只有兩家，而香港網路的發展，年輕族群熱中，整體相對較為放緩。至於澳門，如果有人認為博彩業是它唯一的產業，那就錯了，至少媒體業相當發達。五十萬人口的澳門（約相當苗栗縣人口），卻擁有八家中文報、三家葡文報和一家英文報，還有分別以華語、葡語廣播的電台和電視台，媒體面貌相當國際化。
筆者之所以花了一些篇幅，將兩岸四地和類媒體的發展現況作了介紹，是想指出一個事實：散布在兩岸四地及五大洲的華文媒體之數量及規模，實在相當驚人。報紙數以千計、電視台及廣播台數以百計，雜誌期刊數以萬計，作為新興媒體的各類網站、各式網路服務，乃至於無所不在的博客，有如雨後春筍在各地冒竄成長，這些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如能有效合作，影響力是無可限量的。尤其是如能合作傳遞文化資訊、推動文化產業，因不受政治的拘絆限制，效果會更大，但是我們還沒有看到這種影響力的滋生和壯大，因為共識尚未凝聚，合作尚未扎根，目標尚未確定，工具尚未運用，力量也就難以產生。
以兩岸為例，今年剛好是兩岸媒體接觸的二十周年。回顧過去二十年兩岸媒體交流，主要是新聞同業人員的交流、交往，而且來往不少，以筆者服務的中國時報為例，我個人二十年來先後接待過的大陸媒體訪問團就有兩百團以上，這還不包括其他同事主持接待者在內。
建立全球性華文文化網路平台
可以說，兩岸媒體從從業人員在推動新聞交流、交往方面，付出了不少心力，但檢討過去兩岸四地媒體的合作，真正落實到實質性的全面新聞訊息方面的合作及營運的合作並不多見，倒是香港與內地媒體合作初見成績──也僅僅在「初階段」。這主要受到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不同所形成的主客觀因素的制約。
展望未來，如此受主客觀制約的困境，在兩岸四地的媒體合作中仍會重覆出現。然而，既然二十年來兩岸四地人員互動方面已累積成果，四地媒體高階負責人及各階層新聞實務工作者交往頻繁，相互瞭解在增進之中，應已奠定在「適當時機」在「某些方面」全面合作的基礎。筆者認為「某些方面」包括觀光的推廣、文化資訊的傳播、文化產業的合作推動及校園交流與人才育成等。
去年二月間，大陸觀光客來台幾乎成為事實，筆者在北京參訪，聽中央電視台一位節目製作人說，他製作的一個有關台灣觀光的文化性節目（每周一次），首播反應熱烈，幾天之內由全國各地的來信就有一千多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觀光，當然是文化的一環，由這個例子推向受到政治制約較小的文化及文化產業的兩岸四地媒體全面合作，我認為「適當時機」就是現在、當下。否則，兩岸四地及全球華文、華語媒體打造出來的巨碩的「資訊流」，仍會閒置空轉，無助中華文化的提升，也聽任華文、華語龐大文化產值的流失，只能繼續充當「大長今」和「白色巨塔」的忠實觀眾，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兩岸四地媒體合作既能確定文化領域是最有可能的標的，以此共識共同扎根，則成千上萬舖天蓋地的眾多新舊媒體中，必需找到一個共同的工具來運用、來推動，否則各有立場、各有考量、各有盤算，勢難脫一盤散沙的窠臼。所幸，網路媒體革命時代的來臨，為兩岸四地媒體合作推動文化及文化產業提供一個更現實可行的操作空間，這個新的合作空間的出現，基本上要將他放在一個全球化的視野中來考量，而這也是網路時代的特性──全球化，而這個合作的方向，必然是朝向兩岸四地共同合作建立一個屬於全球華人社群的華文文化網路平台，而要成功建立一個這樣的平台── 即便是與政治關係較小的文化平台，兩岸四地的媒體人仍必須先達成操作的共識與原則，有了這樣共識與原則，兩岸四地媒體合作才有其可行性與前景。
第一、增加四地新聞從業人員的共識：過去兩岸四地新聞媒體從業者最大的差異，應該在媒體經營理念上的不同，港、澳媒體重八卦、台灣媒體重政治、大陸媒體重社會，兩岸四地媒體從業人員如何以推動文化為任務取向建立一套共同認同而且可操作的作業方式，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第二、建立一個兩岸四地均可接受的華文文化平台：若一個華文文化平台無法獲得兩岸四地的同時認同，尤其是大陸相關部門的理解與支持，必將使這樣的平台缺乏最大華人市場的支持，也就很難成為真正的全球化的媒體平台。
第三、資金的整合必需是民間的，而非官方的，否則也就很難逃過政治的操作與影響。
第四、人員必須是集中兩岸四地的媒體從業人員，以各自的在地觀點來整合此一全球性華文文化平台。
總之，在網路媒體革命時代，建立一有理想、也有操作可能性的「華文文化網路平台」已出現契機，但是否能真正落實，一方面要各方人士深入探討，另一方面，也值得各方有心人士努力落實。接下來的問題是：如果此一平台能順利落實成立，除了強化日常的文化新聞的報導和論述，關切兩岸四地及全球各地華文、華語文化工作者現況之外，要如何結合所有媒體真誠的推動文化產業，筆者認為重點如下：
一、全球華文媒體合作的觸媒─中文產業
我們常看CNN、WNBC及BBC的新聞，除了吸收資訊瞭解世局之外，多少也帶著一點學英文的附加價值，英文是強勢語言，不得不學。但是，如前所述，有一陣子「韓流」襲擊大中華地區，確實令我們汗顏，南北韓人口不足七千萬，卻靠著各類傳媒成功推銷韓文、韓劇及韓國文化，全球使用中文的華人超過十四億，使用華語者也超過十億，我們卻還沒有把它產業化。當今，全球有超過四千萬的各國人士在學漢語；有一百多個國家三千多所大學在教授中文；漢語水平認證考試在四十多個國家設立近兩百個考點。全球中文教學的年產值，保守合計超過十億美元，這正是全球華文媒體──不管是傳統媒體或新興媒體的強項（我們是靠文字維生的），這也是兩岸四地華文媒體合作的最佳觸媒，如何推動，值得在構建全球華文化網路平台時深刻思考。最重要的是把中文當文化產業，千萬不要當成統戰工具。
開發文化創意產業 共創商機
二、兩岸四地媒體共同資產──文化創意產業
當前，兩岸四地民眾的生活型態愈來愈接近，但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差異仍在，尤其談論政治仍甚敏感，也成為兩岸四地媒體合作困難所在，那麼什麼是兩岸四地媒體合作的共通資產呢？我認為是文化創意產業，值得以如此龐大的華文媒體合作開發共創商機，更藉此充實中華文化內涵。
文化創意產業包羅甚廣，涵蓋了文學、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展演設施、工藝、電影、廣播電視、出版、廣告、設計、設計品牌時尚、建築及建築設計、數位休閒娛樂、創意生活、文化休閒觀光……等等。英國在二十年前，文化創意產業年產值不到十億美元，就業人口約兩萬人，而現在年產值已超過美金兩百億元，就業人口超過三十萬人，媒體的推動與宣揚扮演重要角色。放眼望去，與中華文化及華人生活相關文化創意產業，正等著兩岸四地媒體攜手合作推動，相信這也是兩岸四地未來最重要的產業，不容忽視。這正是華文文化網路平台可以大施拳腳之處。
三、文化網路平台的試金石─促成兩岸故宮聯展
因為現實政治制約，兩岸四個故宮──台北故宮、北京故宮、西安故宮、南京故宮，迄無法正常交流，當然是兩岸人民在文化上的一大缺憾，「全球華文文化網路平台」如能落實成立，似可將促成四個故宮舉辦聯展，作為推動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的試金石，這不只是全球華文化的盛事，更是全球文化界的大事，如能促成，意義非凡。
二十年來的新聞交流，誠然為兩岸四地（尤其是兩岸）未來的媒體深化合作立下基礎，以華文文化網路平台進行全面合作的可能性及擬議的構架已如上述，但仍需假以時日來進行探索與規畫，此其間，交流管道仍需暢通，基礎更要求其牢固。筆者認為，當務之急是兩岸媒體互設新聞採討辦事處，現在的駐點有點像「出差團」，所費不貲，累積有限，應該儘速變成設辦事處長期駐點，因為只有長期的累積才能讓報導更準確，更能關懷民眾，而對兩岸文化的報導也才能更深入，取得更大的空間，而為未來的文化大平台奠立更牢固的基礎。
在這場有關文化發展與文化立國的討論會中，媒體對文化究竟該作些什麼、該有何貢獻，受到與談人的關切。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先生直指「媒體應更關注文化，問題才能被看見，才能被解決。」交大建築研究所教授劉育東則舉西班牙為例，它的國民並不在乎國民所得在未來要增加多少，反而在乎其文化指標，包括「報紙的藝文版面多寡」的問題。而文化工作者林谷芳教授也以韓國電視連續劇代表作「大長今」為例，它在韓國史書記載中只有三行文字，經過編劇絞盡腦汁，轉化為轟動亞洲的四十六集，在香港播出最後一集的收視率創了六十九％的紀錄，說明媒體與藝術、文化作有效能的連結之後，能夠產生多大的傳播力量和產業價值。
專家的發言，勾起了筆者記憶中的一段往事。北京有一個公益組織叫「阿拉善基金會」，糾結兩岸企業組織出錢出力，長年在中國大陸沙塵暴的發源地──內蒙阿拉善盟種樹抗沙。將近三年前，其理事會成員二十餘人來台開年會並參觀拜會，筆者參加接待。該團離台前夕，台灣的主人們假林谷芳教授主持的北宜公路邊上的雅緻茶坊為他們餞行。翌晨上班，收到兩頁傳真，是上海一家規模龐大的手機簡訊公司的年輕執行副總──史丹福大學畢業的王博士所發（因截稿時間匆促，來不及徵求渠同意，姑隱其名），他描述這是他在凌晨給同行的大陸團員所寫的「情書」。王博士在信函中指出，他的首度訪台對他產生極大的文化震驚，他發現，無論是在北部的台北市喧嘩熱鬧的西門町，在中部山區寧靜僻遠的南投縣集集鎮，或是在廣袤遼闊的南台灣農村，都洋溢著豐沛的中華文化，他說：「台灣確實是中華文化的中心」如此，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呢？王博士疑惑的是，此一事實為何鮮見媒體的報導和論述？
華語世界的「大長今」何在？
類似的疑惑也出現在去年底此間「中國新聞學會」在台北亞大會館主辦的第十屆「海峽兩岸暨港澳新聞討論會」的會場上。來自兩岸四地的媒體人看到了一個數據，根據國際夏日語言學院（ＳＩＬ）的調查及統計，在全球六千八百種語言中，使用華語的人口為九億人，占全球十五％，當然高居世界首位，加上所謂的吳語（江浙話），合計是英語人口的兩倍，法語人口的七倍，日語人口的九倍，韓語人口（包括南北韓）的二十倍，那麼，為何華語地區的許多人卻是「大長今」和「白色巨塔」的消費者？我們自己的「白色巨塔」或「大長今」何在？華語媒體作了足夠的努力了嗎？又為何原為華文正統和中華文化重鎮的台灣，竟有媒體配合政治勢力動不動主張廢中文、廢古文、抵制華語？而在全球正興起學習華語及中文的熱潮中，為何大陸若干媒體仍經常在有意無意間把華語教學和中文教學，視作外交輔助工具，甚至是統戰工具？
整體來看，兩岸四地的媒體是一股龐大的力量，如能排除障礙，集結起來真誠為文化而努力，其所能產生的效能和締造的連結力道是難以想像的。難道，這只是一個夢？
在資訊流早已超過物質流的「資訊時代」，兩岸四地媒體力量究竟有多大？再來看一些統計數據，讓數字說話。由近及遠，台灣傳統媒體中每天定期發行之中，英文報約三十家，有效發行的雜誌五千種，廣播電台二十餘家（多數有聯播的分台），這些媒體近年來變化不大。改變也較大的是電視和網路。目前台灣有五家無線電台、一百個以上的有線電視頻道，提供五花八門的節目，可覆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家庭，比率之高為世界之冠。網路發展更快，台灣民眾網路的接觸率從二○○一年的六．六％一路飆升到二○○六年超過四十％，六年之間成長六倍多。這些新媒體和傳統媒體在幅員不大的台灣，構成極為豐沛的資訊流，但我們每天從其中吸收到多少文化資訊呢，民眾可能不察，媒體卻該自省，不然，林懷民先生也不會有「媒體應更關切文化」的感慨。
兩岸四地媒體大軍 規模驚人
十四億人口的中國，所有的統計數字都大得驚人，媒體亦然。目前，中國大陸報紙超過兩千一百家，各類刊物近九千種。報、刊合計全年的用紙量近五百萬噸。更可驚人的是「廣電大軍」──包括四五○家無線台、一三○○家有線電視、近百家衛星電視及數位頻道、廣播電台亦接近三百家，總共締造了一億五千萬收視及收聽用戶。相較之下，中國大陸網路新媒體發展勢頭更猛。全國網民早已超過一億五千萬戶的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寬帶大國」，而近年來成為中國大陸互聯網發展指標性數據的博客（Blog台灣譯為「部落格」，香港稱之為「網上日誌」），已突破一千萬。總的來說，中國大陸資訊流的能量和其內容的未來取向，已經常成為國際社會關心的焦點話題。然而，相對於其他資訊的傳遞，中國大陸新舊媒體對文化資訊的關注，仍然相當貧瘠。
不要看香港、澳門總人口還不到千萬，媒體發展卻相對穩定。在香港，傳統的十二家中文報及兩家英文報，這幾年來「一個都沒少」，甚至還出現免費派送的大眾化報紙。香港電視市場應該最受台灣電視工作者欣羡，收費電視近年來競爭較激烈，免費電視長期來只有兩家，而香港網路的發展，年輕族群熱中，整體相對較為放緩。至於澳門，如果有人認為博彩業是它唯一的產業，那就錯了，至少媒體業相當發達。五十萬人口的澳門（約相當苗栗縣人口），卻擁有八家中文報、三家葡文報和一家英文報，還有分別以華語、葡語廣播的電台和電視台，媒體面貌相當國際化。
筆者之所以花了一些篇幅，將兩岸四地和類媒體的發展現況作了介紹，是想指出一個事實：散布在兩岸四地及五大洲的華文媒體之數量及規模，實在相當驚人。報紙數以千計、電視台及廣播台數以百計，雜誌期刊數以萬計，作為新興媒體的各類網站、各式網路服務，乃至於無所不在的博客，有如雨後春筍在各地冒竄成長，這些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如能有效合作，影響力是無可限量的。尤其是如能合作傳遞文化資訊、推動文化產業，因不受政治的拘絆限制，效果會更大，但是我們還沒有看到這種影響力的滋生和壯大，因為共識尚未凝聚，合作尚未扎根，目標尚未確定，工具尚未運用，力量也就難以產生。
以兩岸為例，今年剛好是兩岸媒體接觸的二十周年。回顧過去二十年兩岸媒體交流，主要是新聞同業人員的交流、交往，而且來往不少，以筆者服務的中國時報為例，我個人二十年來先後接待過的大陸媒體訪問團就有兩百團以上，這還不包括其他同事主持接待者在內。
建立全球性華文文化網路平台
可以說，兩岸媒體從從業人員在推動新聞交流、交往方面，付出了不少心力，但檢討過去兩岸四地媒體的合作，真正落實到實質性的全面新聞訊息方面的合作及營運的合作並不多見，倒是香港與內地媒體合作初見成績──也僅僅在「初階段」。這主要受到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不同所形成的主客觀因素的制約。
展望未來，如此受主客觀制約的困境，在兩岸四地的媒體合作中仍會重覆出現。然而，既然二十年來兩岸四地人員互動方面已累積成果，四地媒體高階負責人及各階層新聞實務工作者交往頻繁，相互瞭解在增進之中，應已奠定在「適當時機」在「某些方面」全面合作的基礎。筆者認為「某些方面」包括觀光的推廣、文化資訊的傳播、文化產業的合作推動及校園交流與人才育成等。
去年二月間，大陸觀光客來台幾乎成為事實，筆者在北京參訪，聽中央電視台一位節目製作人說，他製作的一個有關台灣觀光的文化性節目（每周一次），首播反應熱烈，幾天之內由全國各地的來信就有一千多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觀光，當然是文化的一環，由這個例子推向受到政治制約較小的文化及文化產業的兩岸四地媒體全面合作，我認為「適當時機」就是現在、當下。否則，兩岸四地及全球華文、華語媒體打造出來的巨碩的「資訊流」，仍會閒置空轉，無助中華文化的提升，也聽任華文、華語龐大文化產值的流失，只能繼續充當「大長今」和「白色巨塔」的忠實觀眾，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兩岸四地媒體合作既能確定文化領域是最有可能的標的，以此共識共同扎根，則成千上萬舖天蓋地的眾多新舊媒體中，必需找到一個共同的工具來運用、來推動，否則各有立場、各有考量、各有盤算，勢難脫一盤散沙的窠臼。所幸，網路媒體革命時代的來臨，為兩岸四地媒體合作推動文化及文化產業提供一個更現實可行的操作空間，這個新的合作空間的出現，基本上要將他放在一個全球化的視野中來考量，而這也是網路時代的特性──全球化，而這個合作的方向，必然是朝向兩岸四地共同合作建立一個屬於全球華人社群的華文文化網路平台，而要成功建立一個這樣的平台── 即便是與政治關係較小的文化平台，兩岸四地的媒體人仍必須先達成操作的共識與原則，有了這樣共識與原則，兩岸四地媒體合作才有其可行性與前景。
第一、增加四地新聞從業人員的共識：過去兩岸四地新聞媒體從業者最大的差異，應該在媒體經營理念上的不同，港、澳媒體重八卦、台灣媒體重政治、大陸媒體重社會，兩岸四地媒體從業人員如何以推動文化為任務取向建立一套共同認同而且可操作的作業方式，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第二、建立一個兩岸四地均可接受的華文文化平台：若一個華文文化平台無法獲得兩岸四地的同時認同，尤其是大陸相關部門的理解與支持，必將使這樣的平台缺乏最大華人市場的支持，也就很難成為真正的全球化的媒體平台。
第三、資金的整合必需是民間的，而非官方的，否則也就很難逃過政治的操作與影響。
第四、人員必須是集中兩岸四地的媒體從業人員，以各自的在地觀點來整合此一全球性華文文化平台。
總之，在網路媒體革命時代，建立一有理想、也有操作可能性的「華文文化網路平台」已出現契機，但是否能真正落實，一方面要各方人士深入探討，另一方面，也值得各方有心人士努力落實。接下來的問題是：如果此一平台能順利落實成立，除了強化日常的文化新聞的報導和論述，關切兩岸四地及全球各地華文、華語文化工作者現況之外，要如何結合所有媒體真誠的推動文化產業，筆者認為重點如下：
一、全球華文媒體合作的觸媒─中文產業
我們常看CNN、WNBC及BBC的新聞，除了吸收資訊瞭解世局之外，多少也帶著一點學英文的附加價值，英文是強勢語言，不得不學。但是，如前所述，有一陣子「韓流」襲擊大中華地區，確實令我們汗顏，南北韓人口不足七千萬，卻靠著各類傳媒成功推銷韓文、韓劇及韓國文化，全球使用中文的華人超過十四億，使用華語者也超過十億，我們卻還沒有把它產業化。當今，全球有超過四千萬的各國人士在學漢語；有一百多個國家三千多所大學在教授中文；漢語水平認證考試在四十多個國家設立近兩百個考點。全球中文教學的年產值，保守合計超過十億美元，這正是全球華文媒體──不管是傳統媒體或新興媒體的強項（我們是靠文字維生的），這也是兩岸四地華文媒體合作的最佳觸媒，如何推動，值得在構建全球華文化網路平台時深刻思考。最重要的是把中文當文化產業，千萬不要當成統戰工具。
開發文化創意產業 共創商機
二、兩岸四地媒體共同資產──文化創意產業
當前，兩岸四地民眾的生活型態愈來愈接近，但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差異仍在，尤其談論政治仍甚敏感，也成為兩岸四地媒體合作困難所在，那麼什麼是兩岸四地媒體合作的共通資產呢？我認為是文化創意產業，值得以如此龐大的華文媒體合作開發共創商機，更藉此充實中華文化內涵。
文化創意產業包羅甚廣，涵蓋了文學、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展演設施、工藝、電影、廣播電視、出版、廣告、設計、設計品牌時尚、建築及建築設計、數位休閒娛樂、創意生活、文化休閒觀光……等等。英國在二十年前，文化創意產業年產值不到十億美元，就業人口約兩萬人，而現在年產值已超過美金兩百億元，就業人口超過三十萬人，媒體的推動與宣揚扮演重要角色。放眼望去，與中華文化及華人生活相關文化創意產業，正等著兩岸四地媒體攜手合作推動，相信這也是兩岸四地未來最重要的產業，不容忽視。這正是華文文化網路平台可以大施拳腳之處。
三、文化網路平台的試金石─促成兩岸故宮聯展
因為現實政治制約，兩岸四個故宮──台北故宮、北京故宮、西安故宮、南京故宮，迄無法正常交流，當然是兩岸人民在文化上的一大缺憾，「全球華文文化網路平台」如能落實成立，似可將促成四個故宮舉辦聯展，作為推動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的試金石，這不只是全球華文化的盛事，更是全球文化界的大事，如能促成，意義非凡。
二十年來的新聞交流，誠然為兩岸四地（尤其是兩岸）未來的媒體深化合作立下基礎，以華文文化網路平台進行全面合作的可能性及擬議的構架已如上述，但仍需假以時日來進行探索與規畫，此其間，交流管道仍需暢通，基礎更要求其牢固。筆者認為，當務之急是兩岸媒體互設新聞採討辦事處，現在的駐點有點像「出差團」，所費不貲，累積有限，應該儘速變成設辦事處長期駐點，因為只有長期的累積才能讓報導更準確，更能關懷民眾，而對兩岸文化的報導也才能更深入，取得更大的空間，而為未來的文化大平台奠立更牢固的基礎。
東京美食界 嗆米其林可笑
【經濟日報╱編譯于倩若／綜合東京二日電】
2008.03.03 04:26 am
擁有108年歷史的世界美食評鑑權威米其林最近首度進軍亞洲，並發行日語版的東京指南。米其林給予150家餐廳總共191顆星，超越巴黎和紐約的總和，但東京美食界對米其林這番厚愛，顯然不以為然。
業界許多重量級人物對米其林說：「感謝你們的關注（這是我們應得的），但你們還是不懂我們及我們的飲食。」美食評鑑家、雜誌，甚至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都曾質疑米其林的評鑑結果，有些主廚甚至自豪地表示，是自己選擇不參加評鑑，而不是沒本事獲選。
一位主廚門脇說，他獨創的日本菜餚，包括從法國菜取得靈感的松露飯，不需要法國人的認證。他說：「日本美食源自日本，只有日本人最了解。一群外國人怎麼可以突然出現，告訴我們什麼好、什麼不好。」
為了增加可信度，總部設在法國的米其林當初請專門評鑑日本餐廳的美食家與歐洲專家攜手合作，評鑑標準也依據日本獨特的飲食文化調整。150家入選的東京餐廳中有八家獲得米其林三顆星的最高榮譽，東京得到的191顆星，遠超越紐約的54顆和巴黎的97顆。
事實上，米其林東京美食指南如願在日本創下銷售佳績，自去年11月開賣以來，已賣出逾29萬本。日本人這種既歡迎又排斥的複雜心理，反映米其林美食指南和星級評鑑系統在進入全然不同的飲食文化時，所面臨的考驗。
米其林正極力拓展新興市場，以彌補在歐洲日漸式微的影響力。網路和消費者需求轉變，導致米其林在歐洲的讀者愈來愈少，消費者品味不再受美食指南左右。米其林說，一年在全球賣出100萬本美食指南，歐洲以外市場銷售不斷成長。
不少東京人抱怨，米其林給予不起眼的餐廳很高的評鑑，日本師匠級的餐廳未能入選，反倒是徒弟自立門戶的餐廳得到青睞，讓人懷疑給東京這麼多顆星只是米其林的行銷伎倆。
幻冬舍出版集團會長見城徹說：「了解東京餐廳的人都知道，這份評鑑很可笑。米其林自毀招牌，美食指南將來肯定賣不好。」
2008.03.03 04:26 am
擁有108年歷史的世界美食評鑑權威米其林最近首度進軍亞洲，並發行日語版的東京指南。米其林給予150家餐廳總共191顆星，超越巴黎和紐約的總和，但東京美食界對米其林這番厚愛，顯然不以為然。
業界許多重量級人物對米其林說：「感謝你們的關注（這是我們應得的），但你們還是不懂我們及我們的飲食。」美食評鑑家、雜誌，甚至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都曾質疑米其林的評鑑結果，有些主廚甚至自豪地表示，是自己選擇不參加評鑑，而不是沒本事獲選。
一位主廚門脇說，他獨創的日本菜餚，包括從法國菜取得靈感的松露飯，不需要法國人的認證。他說：「日本美食源自日本，只有日本人最了解。一群外國人怎麼可以突然出現，告訴我們什麼好、什麼不好。」
為了增加可信度，總部設在法國的米其林當初請專門評鑑日本餐廳的美食家與歐洲專家攜手合作，評鑑標準也依據日本獨特的飲食文化調整。150家入選的東京餐廳中有八家獲得米其林三顆星的最高榮譽，東京得到的191顆星，遠超越紐約的54顆和巴黎的97顆。
事實上，米其林東京美食指南如願在日本創下銷售佳績，自去年11月開賣以來，已賣出逾29萬本。日本人這種既歡迎又排斥的複雜心理，反映米其林美食指南和星級評鑑系統在進入全然不同的飲食文化時，所面臨的考驗。
米其林正極力拓展新興市場，以彌補在歐洲日漸式微的影響力。網路和消費者需求轉變，導致米其林在歐洲的讀者愈來愈少，消費者品味不再受美食指南左右。米其林說，一年在全球賣出100萬本美食指南，歐洲以外市場銷售不斷成長。
不少東京人抱怨，米其林給予不起眼的餐廳很高的評鑑，日本師匠級的餐廳未能入選，反倒是徒弟自立門戶的餐廳得到青睞，讓人懷疑給東京這麼多顆星只是米其林的行銷伎倆。
幻冬舍出版集團會長見城徹說：「了解東京餐廳的人都知道，這份評鑑很可笑。米其林自毀招牌，美食指南將來肯定賣不好。」
2008年2月29日 星期五
Guggenheim's master of the art of global branding steps down as museum director
Ed Pilkington in New York
Friday February 29, 2008
The Guardian
Thomas Krens, the man who helped turn the Guggenheim into a globally renowned art brand and expanded its reach through audacious projects around the world, is to step down from one of the top jobs in museum direction after almost 20 years.
His stepping aside brings to an end an era in the history of the Guggenheim and could have a big impact on both its future and that of art museum direction in general. He is seen as a pioneer of the model of global branding that has been echoed by other big institutions.
But Krens has also been a figure of controversy, with his reputation for an abrasive management style and for the priorities he brought to the Guggenheim.
A graduate of the 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 he was a representative of a new breed of museum directors whose expertise lies in business organisation rather than in traditional academic scholarship.
His term in office saw the Guggenheim expand, both in terms of its endowment, which increased six times to $118m (£52m), and in its global stretch. His flagship project was the Bilbao Guggenheim, the instantly recognisable titanium-clad building designed by Frank Gehry that has proven to be a huge success, attracting 1m visitors a year.
Under Krens' leadership, a new Guggenheim museum, again designed by Gehry, is to be completed in Abu Dhabi in 2012 which will embody his global ambitions by exhibiting art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But the worldwide empire-building also brought Krens criticism that he was failing to nurture the jewel in the Guggenheim crown - the Frank Lloyd Wright building in New York's upper east side.
Three years ago he was involved in a bruising struggle with the largest donor to the Solomon R Guggenheim foundation, Peter Lewis, who resigned after he accused Krens of losing sight of the main focus of the organisation - its New York flagship.
Many of Krens' most ambitious overseas projects failed to get off the ground, and though the model of branding and expansion has been mirrored by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Tate in the UK and the Louvre in Paris, they have tended to be more modest in scale or have been achieved, as in the case of the Louvre, with government support.
Krens was also the subject of the mumblings of art critics who said his choice of shows on occasions fell short in terms of scholarship.
He staged a show of Armani suits sponsored by Armani itself, while The Art of the Motorcycle was in part paid for by BMW.
Under the terms of his change in job title, Krens will remain in charge of the Abu Dhabi project, which he said was "truly spectacular" in its scope and scale. "Our objective is to make something completely new, the best museum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world."
But his departure allows the Guggenheim to bring the New York flagship back under the same management umbrella as the foundation's other possessions: Bilbao, the Peggy Guggenheim Collection in Venice, the Deutsche Guggenheim in Berlin and the Guggenheim Hermitage in Las Vegas. It also opens the door to applications from top museum professionals who had been known to be hesitant to work beneath the dominant figure of Krens.
"We expect interest will be high and the candidates will be top tier," the foundation's chairman, William Mack, said.
Robin Cembalest, executive editor of ARTnews, said that by vacating the post, Krens had "opened the door to curators and directors from major institutions applying for the top job. Who the board picks will give a clear sign of where they want the Guggenheim to go."
Friday February 29, 2008
The Guardian
Thomas Krens, the man who helped turn the Guggenheim into a globally renowned art brand and expanded its reach through audacious projects around the world, is to step down from one of the top jobs in museum direction after almost 20 years.
His stepping aside brings to an end an era in the history of the Guggenheim and could have a big impact on both its future and that of art museum direction in general. He is seen as a pioneer of the model of global branding that has been echoed by other big institutions.
But Krens has also been a figure of controversy, with his reputation for an abrasive management style and for the priorities he brought to the Guggenheim.
A graduate of the 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 he was a representative of a new breed of museum directors whose expertise lies in business organisation rather than in traditional academic scholarship.
His term in office saw the Guggenheim expand, both in terms of its endowment, which increased six times to $118m (£52m), and in its global stretch. His flagship project was the Bilbao Guggenheim, the instantly recognisable titanium-clad building designed by Frank Gehry that has proven to be a huge success, attracting 1m visitors a year.
Under Krens' leadership, a new Guggenheim museum, again designed by Gehry, is to be completed in Abu Dhabi in 2012 which will embody his global ambitions by exhibiting art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But the worldwide empire-building also brought Krens criticism that he was failing to nurture the jewel in the Guggenheim crown - the Frank Lloyd Wright building in New York's upper east side.
Three years ago he was involved in a bruising struggle with the largest donor to the Solomon R Guggenheim foundation, Peter Lewis, who resigned after he accused Krens of losing sight of the main focus of the organisation - its New York flagship.
Many of Krens' most ambitious overseas projects failed to get off the ground, and though the model of branding and expansion has been mirrored by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Tate in the UK and the Louvre in Paris, they have tended to be more modest in scale or have been achieved, as in the case of the Louvre, with government support.
Krens was also the subject of the mumblings of art critics who said his choice of shows on occasions fell short in terms of scholarship.
He staged a show of Armani suits sponsored by Armani itself, while The Art of the Motorcycle was in part paid for by BMW.
Under the terms of his change in job title, Krens will remain in charge of the Abu Dhabi project, which he said was "truly spectacular" in its scope and scale. "Our objective is to make something completely new, the best museum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world."
But his departure allows the Guggenheim to bring the New York flagship back under the same management umbrella as the foundation's other possessions: Bilbao, the Peggy Guggenheim Collection in Venice, the Deutsche Guggenheim in Berlin and the Guggenheim Hermitage in Las Vegas. It also opens the door to applications from top museum professionals who had been known to be hesitant to work beneath the dominant figure of Krens.
"We expect interest will be high and the candidates will be top tier," the foundation's chairman, William Mack, said.
Robin Cembalest, executive editor of ARTnews, said that by vacating the post, Krens had "opened the door to curators and directors from major institutions applying for the top job. Who the board picks will give a clear sign of where they want the Guggenheim to go."
2008年2月22日 星期五
台北上海廣東三美術館合作 藝術行銷城市
【中央社】記者 羅廣仁 2008年02月22日
九月的亞洲很藝術! 從九月四日至十一日，先後有韓國光州、釜山，中國廣州、上海，和新加坡、台北等亞洲現代都會舉行美術館雙年展，吸引全球藝術家、藝評家和媒體，共享藝術饗宴。台北市立美術館和上海美術館、廣東美術館今天宣布合作，共同宣傳年度藝術盛會，行銷城市。
上海雙年展主辦單位上海美術館執行館長李磊、展覽策畫承辦項麗萍、上海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范玉嬿，以及廣州三年展主辦單位廣東美術館廣長王璜生及該館當代藝術策展人孫曉楓等人，應2008台北雙年展主辦單位台北市立美術館之邀，二月十八日抵台訪問六天，並針對本屆台北雙年展與上海雙年展、廣州三年展的正式合作事宜進行協商、凝聚共識。
北美館館長謝小韞今天和上海美術館執行館長李磊、廣東美術館廣長王璜生在北美館辦公區貴賓室舉行記者會，向媒體說明九月舉行的台北雙年展與上海雙年展、廣州三年展的合作方向。
謝小韞說明，三個美術館在九月的雙年展或三年展錯開了開幕時間，將在文宣上合作，同時介紹三個展的主題、特色，希望讓全球藝術家、藝評家和媒體，能藉行程之便，參觀三個城市美術館的展覽，並達到行銷城市的目標。
上海美術館館長李磊說明，今年「上海雙年展」的主題是「快城快客」，藝術表現內涵主要在探討上海城市的變遷，具有歷史內涵和深度。
廣東美術館廣長王璜生也宣布，九月舉行「廣州三年展」的主題是「與後殖民說再見」，主要探討廣州這個城市在國際化和現代化過程中的各種文化和民生問題所形成的衝擊，將文化現象以藝術體現，強調對人的關懷。
台北雙年展的主題近期會定案，謝小韞說，策展人在三月會在台北舉行一系列的記者說明會，並宣布台北雙年展主題。她並表示， 北美館與上海美術館、廣東美術館的合作，就從這次城市美術展開始，並會進行館務交流和人員的互訪，以及策畫典藏作品的交換展覽，從藝術、文化合作，促進兩岸的交流和緊密關係。
九月的亞洲很藝術! 從九月四日至十一日，先後有韓國光州、釜山，中國廣州、上海，和新加坡、台北等亞洲現代都會舉行美術館雙年展，吸引全球藝術家、藝評家和媒體，共享藝術饗宴。台北市立美術館和上海美術館、廣東美術館今天宣布合作，共同宣傳年度藝術盛會，行銷城市。
上海雙年展主辦單位上海美術館執行館長李磊、展覽策畫承辦項麗萍、上海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范玉嬿，以及廣州三年展主辦單位廣東美術館廣長王璜生及該館當代藝術策展人孫曉楓等人，應2008台北雙年展主辦單位台北市立美術館之邀，二月十八日抵台訪問六天，並針對本屆台北雙年展與上海雙年展、廣州三年展的正式合作事宜進行協商、凝聚共識。
北美館館長謝小韞今天和上海美術館執行館長李磊、廣東美術館廣長王璜生在北美館辦公區貴賓室舉行記者會，向媒體說明九月舉行的台北雙年展與上海雙年展、廣州三年展的合作方向。
謝小韞說明，三個美術館在九月的雙年展或三年展錯開了開幕時間，將在文宣上合作，同時介紹三個展的主題、特色，希望讓全球藝術家、藝評家和媒體，能藉行程之便，參觀三個城市美術館的展覽，並達到行銷城市的目標。
上海美術館館長李磊說明，今年「上海雙年展」的主題是「快城快客」，藝術表現內涵主要在探討上海城市的變遷，具有歷史內涵和深度。
廣東美術館廣長王璜生也宣布，九月舉行「廣州三年展」的主題是「與後殖民說再見」，主要探討廣州這個城市在國際化和現代化過程中的各種文化和民生問題所形成的衝擊，將文化現象以藝術體現，強調對人的關懷。
台北雙年展的主題近期會定案，謝小韞說，策展人在三月會在台北舉行一系列的記者說明會，並宣布台北雙年展主題。她並表示， 北美館與上海美術館、廣東美術館的合作，就從這次城市美術展開始，並會進行館務交流和人員的互訪，以及策畫典藏作品的交換展覽，從藝術、文化合作，促進兩岸的交流和緊密關係。
2008年2月17日 星期日
行銷教室》互動廣告 抓得住消費者目光
【經濟日報╱林婉翎】
2008.02.18 04:15 am
走在路上，放眼望去，不論是公車的車體、建築物的大型廣告看板，或是候車亭的廣告燈箱…，戶外媒體廣告「無所不在」的攻占消費者視覺。
不過，戶外廣告要吸引消費者目光，進而把品牌印象深烙他們的腦海，除了要有創意，還要讓消費者能和廣告互動。
日前，在一場研討會中，博仕達戶外媒體全球客戶服務總監索爾（Gill Saul ）表示，拜新科技之賜，戶外媒體廣告的表現形式更加多元，也使得品牌與消費者，有更多的互動機會。
國外許多品牌，善用新科技，讓戶外廣告搖身一變為具有豐富視、聽覺的動態廣告看板。
索爾舉了福特汽車在英國倫敦火車站，運用電影「魔戒」裡的影像傳達技術，所設計的一個燈箱廣告為例。
這個廣告看板，有個大大的人頭像，遠遠看去，只是個普通的靜態廣告，但有趣的是，行經的路人只要一靠近這個廣告看板，看板上的人像就會開始和路人對話，臉上的表情也很逼真，會隨著講話速度的快慢，產生不同變化。
不少路人會好奇的停下腳步，細細聆聽看板上的人像「到底在說什麼？」在這個過程中，廣告廠商不但傳遞了訊息，也順利和消費者互動。
索爾又舉另一個例子。一家音樂播放器業者，租下一棟大樓的大型廣告看板，在看板內植入感應器，一旦有人經過，原本只是幾個人帶著音樂播放器欣賞音樂的靜態廣告，瞬間變得動感十足，廣告上的人物彷彿「活」了起來，跳起舞來。
這家業者為了測試這種新形態廣告的效果，剛架設廣告的前幾天，還在附近架設攝影機，捕捉來往路人的反應，拍到一位被這則廣告吸引的婦人，跟著廣告上正在跳舞的人物，當街搖擺起來。
不過，索爾提醒，「企業千萬不能為了科技而科技！」新科技雖可強化戶外廣告的互動性，但在不同的空間，消費者閱讀廣告訊息的時間會有所差異，企業需考量產品的特性與戶外廣告的地點，是否適合採用這種廣告形式。
國外不斷尋求為戶外廣告注入生命力的新模式，相較之下，近幾年，台灣的戶外廣告日益普遍，但願意投注資源，開發新形態的廣告模式，和消費者來個不一樣互動的企業，卻相當少見。
「這或許和台灣的風土民情有關！」博仕達溝通事業部總經理羅倩姬分析，一方面，台灣的廣告代理商，都以標案方式，取得通路廣告代理權，引進高科技的廣告形式，投資報酬率不高。另一方面，願意花大成本，玩創意的品牌，也愈來愈少。
索爾強調，嘗試新的廣告模式，企業要先有「打破一切規則的勇氣！」
2008.02.18 04:15 am
走在路上，放眼望去，不論是公車的車體、建築物的大型廣告看板，或是候車亭的廣告燈箱…，戶外媒體廣告「無所不在」的攻占消費者視覺。
不過，戶外廣告要吸引消費者目光，進而把品牌印象深烙他們的腦海，除了要有創意，還要讓消費者能和廣告互動。
日前，在一場研討會中，博仕達戶外媒體全球客戶服務總監索爾（Gill Saul ）表示，拜新科技之賜，戶外媒體廣告的表現形式更加多元，也使得品牌與消費者，有更多的互動機會。
國外許多品牌，善用新科技，讓戶外廣告搖身一變為具有豐富視、聽覺的動態廣告看板。
索爾舉了福特汽車在英國倫敦火車站，運用電影「魔戒」裡的影像傳達技術，所設計的一個燈箱廣告為例。
這個廣告看板，有個大大的人頭像，遠遠看去，只是個普通的靜態廣告，但有趣的是，行經的路人只要一靠近這個廣告看板，看板上的人像就會開始和路人對話，臉上的表情也很逼真，會隨著講話速度的快慢，產生不同變化。
不少路人會好奇的停下腳步，細細聆聽看板上的人像「到底在說什麼？」在這個過程中，廣告廠商不但傳遞了訊息，也順利和消費者互動。
索爾又舉另一個例子。一家音樂播放器業者，租下一棟大樓的大型廣告看板，在看板內植入感應器，一旦有人經過，原本只是幾個人帶著音樂播放器欣賞音樂的靜態廣告，瞬間變得動感十足，廣告上的人物彷彿「活」了起來，跳起舞來。
這家業者為了測試這種新形態廣告的效果，剛架設廣告的前幾天，還在附近架設攝影機，捕捉來往路人的反應，拍到一位被這則廣告吸引的婦人，跟著廣告上正在跳舞的人物，當街搖擺起來。
不過，索爾提醒，「企業千萬不能為了科技而科技！」新科技雖可強化戶外廣告的互動性，但在不同的空間，消費者閱讀廣告訊息的時間會有所差異，企業需考量產品的特性與戶外廣告的地點，是否適合採用這種廣告形式。
國外不斷尋求為戶外廣告注入生命力的新模式，相較之下，近幾年，台灣的戶外廣告日益普遍，但願意投注資源，開發新形態的廣告模式，和消費者來個不一樣互動的企業，卻相當少見。
「這或許和台灣的風土民情有關！」博仕達溝通事業部總經理羅倩姬分析，一方面，台灣的廣告代理商，都以標案方式，取得通路廣告代理權，引進高科技的廣告形式，投資報酬率不高。另一方面，願意花大成本，玩創意的品牌，也愈來愈少。
索爾強調，嘗試新的廣告模式，企業要先有「打破一切規則的勇氣！」
品牌經營》品牌說故事 如何打動人？
【經濟日報╱官如玉】
2008.02.18 04:15 am
即使是世界上最棒的企業，如果不懂得向消費者「吹噓」自己如何偉大，這家企業就等於不存在。
每位企業家都自認為自己的企業非凡卓越，行銷顧問業者「廣告高手」（Wizard of Ads）合夥人米勒（Michele Miller）協助客戶研擬品牌策略，他們總是迫切的告訴她，自己的業務有多特殊。
大多數時候，米勒會回答他們：「你說的沒錯，你提供的確實是很獨特的東西，也有一套很好的營運系統來向顧客兌現你的承諾。」
客戶接著問：「那為什麼我們很難達到損益兩平，更遑論獲利成長？」
訴說自己與眾不同
「或許你們沒有講一個夠好的故事。」是米勒的答案。
米勒日前在Inc雜誌為文指出，為了有效的展開行銷攻勢，企業必須審慎思考，自己的獨特、與眾不同之處，也就是自己的品牌故事。不妨看看一些小企業行銷成功的案例，聽聽他們是如何說故事的。
連鎖服飾業J. Peterman的成功秘訣，可以從創辦人皮特曼（J. Peterman）的一段談話窺出端倪。他說：「人們要的是難以找到的東西。例如浪漫，但又不是遙不可及。」他舉例，消費者買的不是一條圓點花樣的平凡裙子，而是昂首闊步於巴黎的聖哲曼大道；在阿根廷，男人穿著農莊工作服代表財富。
米勒表示，皮特曼為每件服飾都編了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故事，顧客買的不是服飾，而是圓一個冒險的夢想。
哥倫比亞運動服飾公司也靠說故事，來證明產品的耐穿耐磨。1970年代中期，執行長波伊爾（Gert Boyle）就體認到，公司的行銷手法非改弦易轍不可，「我總是覺得公司的廣告有點怪，從頭到尾一直強調特殊處理，一般人不在乎買的產品是否經過特殊處理，他們在意的是否耐穿。」她由此發想出「難纏媽媽」廣告計畫。
米勒指出，消費者深信哥倫比亞運動服飾的耐用實穿，不只是因為「特別處理」的廣告訴求，而是波伊爾講了產品上市前通過各種考驗的故事。
她的兒子提姆應母親的要求，成為公司廣告的主角，穿一件連帽運動外套，走過一趟自動洗車過程。
一個鐘頭暖氣空調公司（One Hour Heating & Air Conditioning）則從顧客的抱怨，獲得故事的靈感。他們最常聽到的顧客抱怨是，要等好幾個鐘頭，修護人員才會上門，他們總是姍姍來遲，有時候甚至等不到人。
誠心誠意撼動人心
這家公司不以提供即時服務做為行銷訴求，而是保證「守時，否則不須付錢」，而且他們說到做到。如果維修人員沒有在約定時間一小時內抵達，顧客就不用付一毛錢。這個故事具有無比的震撼力，公司也確實做到，因為他們有一套完善的作業系統，可以兌現這個承諾。如今，它已壯大為全美成長最快的連鎖加盟體系之一。
米勒強調，「企業必須省思自己想要說什麼樣的故事？這個故事是否在幻想和現實之間找到正確的平衡點？」她提醒，企業編故事時別忘了以下幾個原則。
首先是誠心誠意的說故事。米勒說，故事之所撼動人心，是因為它是企業的肺腑之言，例如，皮特曼說故事的熱情，波伊爾的生性難纏，一個鐘頭對顧客的時間承諾。
實踐承諾無所不在
她進一步說明，每個人都可以編故事，但只有讓顧客感受到其中的真誠，故事才會變成一項品牌訊息，「企業不妨投入大量時間回溯自己的歷史，找出投入這個行業的初衷、熱情何在？如何傳達給顧客？」
其次是故事的實踐無所不在。米勒解釋，說個具有說服力的故事還不夠，企業所做的每件事，都必須是這個故事的實踐，「因為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每個接觸點都是一個行銷的機會。」她舉例，如果哥倫比亞運動服飾大談耐穿的故事，連帽外套穿不到一個禮拜，拉鍊就壞掉了，就無法有年營收12億美元的規模。
一個鐘頭則深刻體認，有完善的作業架構才能實現準時的承諾。米勒表示：「從訊息傳達到提供顧客服務，企業的每個元素都要和所說的故事契合。」
強化故事傳達訊息
所謂的超級品牌，都是用獨一無二的故事去和顧客互動，讓他們感受到企業與眾不同，了解品牌的精神、能提供什麼。
米勒表示，企業藉由省思「顧客真的了解你嗎？你所做的每件事是否強化了故事所傳達的訊息？」，只要有一小筆行銷預算，就可以說、散布一個好故事。她強調，對一個卓越的企業來說，這是一個卓越的行銷策略。
2008.02.18 04:15 am
即使是世界上最棒的企業，如果不懂得向消費者「吹噓」自己如何偉大，這家企業就等於不存在。
每位企業家都自認為自己的企業非凡卓越，行銷顧問業者「廣告高手」（Wizard of Ads）合夥人米勒（Michele Miller）協助客戶研擬品牌策略，他們總是迫切的告訴她，自己的業務有多特殊。
大多數時候，米勒會回答他們：「你說的沒錯，你提供的確實是很獨特的東西，也有一套很好的營運系統來向顧客兌現你的承諾。」
客戶接著問：「那為什麼我們很難達到損益兩平，更遑論獲利成長？」
訴說自己與眾不同
「或許你們沒有講一個夠好的故事。」是米勒的答案。
米勒日前在Inc雜誌為文指出，為了有效的展開行銷攻勢，企業必須審慎思考，自己的獨特、與眾不同之處，也就是自己的品牌故事。不妨看看一些小企業行銷成功的案例，聽聽他們是如何說故事的。
連鎖服飾業J. Peterman的成功秘訣，可以從創辦人皮特曼（J. Peterman）的一段談話窺出端倪。他說：「人們要的是難以找到的東西。例如浪漫，但又不是遙不可及。」他舉例，消費者買的不是一條圓點花樣的平凡裙子，而是昂首闊步於巴黎的聖哲曼大道；在阿根廷，男人穿著農莊工作服代表財富。
米勒表示，皮特曼為每件服飾都編了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故事，顧客買的不是服飾，而是圓一個冒險的夢想。
哥倫比亞運動服飾公司也靠說故事，來證明產品的耐穿耐磨。1970年代中期，執行長波伊爾（Gert Boyle）就體認到，公司的行銷手法非改弦易轍不可，「我總是覺得公司的廣告有點怪，從頭到尾一直強調特殊處理，一般人不在乎買的產品是否經過特殊處理，他們在意的是否耐穿。」她由此發想出「難纏媽媽」廣告計畫。
米勒指出，消費者深信哥倫比亞運動服飾的耐用實穿，不只是因為「特別處理」的廣告訴求，而是波伊爾講了產品上市前通過各種考驗的故事。
她的兒子提姆應母親的要求，成為公司廣告的主角，穿一件連帽運動外套，走過一趟自動洗車過程。
一個鐘頭暖氣空調公司（One Hour Heating & Air Conditioning）則從顧客的抱怨，獲得故事的靈感。他們最常聽到的顧客抱怨是，要等好幾個鐘頭，修護人員才會上門，他們總是姍姍來遲，有時候甚至等不到人。
誠心誠意撼動人心
這家公司不以提供即時服務做為行銷訴求，而是保證「守時，否則不須付錢」，而且他們說到做到。如果維修人員沒有在約定時間一小時內抵達，顧客就不用付一毛錢。這個故事具有無比的震撼力，公司也確實做到，因為他們有一套完善的作業系統，可以兌現這個承諾。如今，它已壯大為全美成長最快的連鎖加盟體系之一。
米勒強調，「企業必須省思自己想要說什麼樣的故事？這個故事是否在幻想和現實之間找到正確的平衡點？」她提醒，企業編故事時別忘了以下幾個原則。
首先是誠心誠意的說故事。米勒說，故事之所撼動人心，是因為它是企業的肺腑之言，例如，皮特曼說故事的熱情，波伊爾的生性難纏，一個鐘頭對顧客的時間承諾。
實踐承諾無所不在
她進一步說明，每個人都可以編故事，但只有讓顧客感受到其中的真誠，故事才會變成一項品牌訊息，「企業不妨投入大量時間回溯自己的歷史，找出投入這個行業的初衷、熱情何在？如何傳達給顧客？」
其次是故事的實踐無所不在。米勒解釋，說個具有說服力的故事還不夠，企業所做的每件事，都必須是這個故事的實踐，「因為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每個接觸點都是一個行銷的機會。」她舉例，如果哥倫比亞運動服飾大談耐穿的故事，連帽外套穿不到一個禮拜，拉鍊就壞掉了，就無法有年營收12億美元的規模。
一個鐘頭則深刻體認，有完善的作業架構才能實現準時的承諾。米勒表示：「從訊息傳達到提供顧客服務，企業的每個元素都要和所說的故事契合。」
強化故事傳達訊息
所謂的超級品牌，都是用獨一無二的故事去和顧客互動，讓他們感受到企業與眾不同，了解品牌的精神、能提供什麼。
米勒表示，企業藉由省思「顧客真的了解你嗎？你所做的每件事是否強化了故事所傳達的訊息？」，只要有一小筆行銷預算，就可以說、散布一個好故事。她強調，對一個卓越的企業來說，這是一個卓越的行銷策略。
A cathedral for the god of motors
It's a meeting of architecture and automobile on the grandest scale, in which customers can pick up their new car and worship at the shrine of Germany's most powerful brand. Welcome to the phenomenon that is BMW World
Stephen Bayley
Sunday February 17, 2008
The Observer
'Die Welt ist alles', according to Wittgenstein. In saying the world is everything, the philosopher affirmed the significance of life in the face of the nullity of death. 'Is a little bit crazy, no, like a hurricane?' is what they say of BMW Welt. Here in BMW's World is its own affirmation of life. They used to say BMW stood for 'Baader Meinhof Wagen', the favoured wheels of last year's model terrorists. Now BMW represents the apogee of consumer desire.
The swaggering, vitreous, filigreed, technophiliac grandiosity of this megastructure - near Munich's spectacular 1972 Olympic Stadium, not far from Dachau, 20 minutes from the airport - is astonishing. Especially in a week when General Motors reported a $37 billion loss and the Mayor of London continued his vengeful assault on the private car with a muddled, technologically illiterate and socially divisive tax. BMW Welt has just celebrated 100 days of activity. It presents, as an architectural phantasmagoria, an entire world organised and designed to BMW's meticulous engineering standards. Scary or magnificent, depending on your perspective. At five minutes to midnight for the automobile, what does it mean?
To call BMW Welt a showroom is to betray a conceptual poverty and further to betray the poverty of language that is its handmaiden. But, in all essentials, that is what it is. German car manufacturers have a tradition of allowing customers, usually from abroad, to take delivery of their precious new vehicle at the factory. In other countries, this might be a desultory experience, but not so in Bavaria. A certain formality and pomp attends the handover ceremony because this is Germany and they take things in general, and cars in particular, very seriously.
This is what happens. A broker from New York, for example, will order his new BMW and jet to Germany to pick it up. But this is not a banal transaction. At BMW Welt he is confirmed in his good taste as a consumer by not only an architectural spectacle of the very highest quality, but also by technology exhibitions, shops, bars and restaurants. At the most exclusive of the latter he can lunch at altitude, a lead-crystal glass of high-specification Van Volxem Riesling to hand, while gazing through thrilling space at shiny new motors respectfully arranged for veneration as if religious artefacts. With BMW thoroughness, not to say mania, there is BMW-baked bread on the table and four varieties of salt on offer (with scrupulous descriptive notes: I especially enjoyed the Australian Murray River Pink Salt Flakes, rich in algae).
After lunch, and a period of smug self-congratulation, our New York broker enjoys the rehearsed ritual of the hand-over, gets into his Monaco Blue BMW 530i and vrooms off on a 14-day tour of Europe, with an itinerary (Grossglockner, Lake Garda) helpfully provided by BMW as part of its commitment to providing him with a memorable experience, from soup to lock-nuts. On his return, the car is put in a container and reverentially shipped across the Atlantic where it will be unpacked by a Jersey longshoreman probably unfamiliar with the coruscating values and unhesitating perfectionism of BMW's World.
Necessarily, a great deal of infrastructural sophistication is required to support the flawless dreamworld. So what we see above ground level is only about 40 per cent of the whole because, while there is heaven, there is an underworld too. To facilitate the handover ceremony, cars arrive the day before. As they have full tanks of petrol, regulations require that they are stored in an oxygen-reduced environment to obviate flammable risk. Underground, 285 brand new BMWs, like souls waiting to be released from Purgatory, are silently shuffled around on robotised pallets in an environment pressurised to the equivalent of 4,000m above sea level.
BMW Welt is the result of an architectural competition won in 2001 by the Austrian firm, Coop Himmelb(l)au. This name is revealing since it plays on notions of collaboration, blue-sky thinking and divine aspiration. It is one of those firms which emerged in the Eighties, put the Satan of frivolous postmodernism behind it, and reinvented modernism, making it more conceptually liberal, less tight-arsed and altogether more inventive in terms of spatial and formal invention. You could say much the same of Zaha Hadid, a runner-up in this competition. Significantly, at just the moment Coop Himmelb(l)au (which is an incongruous functional nightmare to type) was going techno-organic bonkers with this amazing building, so Chris Bangle, the American designer, was redrafting the signature look of BMW's cars, replacing visual decorum and rationality with complex curves and strange, agitated surfaces. Never forget, these are the people who gave us the word 'Zeitgeist'.
The building technology is appropriately grand. BMW Welt is supported by 775 concrete piles, each of them penetrating the earth's surface to a depth of 17 metres. The structure above ground is a geometrically boggling double cone, a design which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to manage before computers with sophisticated three-dimensional modelling became available. There is 14,500 square metres of glass and the roof - a 'cloud hovering in space' according to Coop Himmelb(l)au's Wolf Prix - is covered with photovoltaic cells. As an architectural visitor, the experience is very nearly sublime. The enormous captive volume - exciting rather than daunting - is punctuated by aerial ramps. Prix, continuing his engagement with metaphors of height and air, said 'I want to fly', and this is what the visitor feels, transiting through this BMW-branded world, led by continuously shifting vistas. Subtle angles ease the process, and all the time, a sense of controlling intelligence coupled with superb detailing, worthy of a 7-series' cutlines, make a concept that was perhaps a little bit crazy entirely acceptable to the sober-suited board of the mighty BMW AG.
Impressive as it is architecturally, BMW Welt is even more interesting for its symbolic meaning and its significance as evidence of the status of the brand in modern thought. BMW has always been a company keenly aware of its image. It has also had associations with art that go back to its origins as a machine shop run by Karl Rapp in the days when Wassily Kandinsky was Munich's leading artistic figure, busy with the philosphical basis of abstract painting. Originally a manufacturer of aero-engines, in 1923 Rapp Motorenwerke's Max Friz produced the BMW R32 motorbike: a design of Bauhaus purity. In 1938, BMW created a department of Künstlerische Gestaltung (artistic development), the first of its type in Europe.
As a result of absolute consistency in technology, design and advertising (a commitment aided by being a family-owned business with no need to pander to short-termist investors) BMW built not just an industrial empire, but the most titanium-hard set of brand values on the planet. Its 'Neue Klasse' saloon of 1961 define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Wirtschaftswunder and became a symbol of the New Germany. Nine years later, BMW began work on its new HQ in Oberwiesenfeld in Milbertshofen, site of its first factory. This has become known as the Four Cylinder Building since its tectonic inspiration was a car engine. Designer of the Four Cylinder Building was Karl Schwanzer, teacher of Coop Himmelb(l)au's Wolf Prix.
Nowadays, big companies are aware of architecture's role in building their brand. A building is like an advertisement, only it lasts longer. Equally, the big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al practices are, themselves, becoming brands. So there is something interestingly symbiotic in BMW Welt: a joint-venture by BMW and Coop Himmelb(l)au in the creation of valuable image capital. It is said that the corporate ego of BMW met its match in the architectural ego of Professor Prix. Additionally, this emphatically industrial monument is a ravishingly conceived, spectacularly hard-edged and crisply detailed reminder that, so far as corporate architecture is concerned, the information age has produced little of interest. Google's HQ looks like a double-glazing depot. Cars may be facing extinction, but they are more gorgeous than intangible gigabytes.
So there is something triumphant and perhaps a little elegiac about BMW Welt. Maybe even Weltschmerz, that untranslatable German word for 'the sadness of things'. With their national economic commitment to the car, the Germans are perhaps a little behind the rest of us in revisionist transport policies. BMW is not alone. The Welt is just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vanity projects throughout Germany. Volkswagen has built Autostadt in Wolfsburg and its Glass Factory in Dresden, where car assembly is turned into a sort of industrial opera. BMW had Zaha Hadid build a factory in Leipzig. Audi has turned the centre of Ingolstadt into a celebration of itself. Both Porsche and Mercedes-Benz are building ambitious new museums. Next stage in BMW's own programme of dramatic self-mythologising is reconstructing its own museum, just opposite the Welt. It will be fully five times bigger than its predecessor.
Would we really like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be as well-designed as BMW Welt?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e English love of amateurism that rejects its daunting perfectionism, something in English understatement uncomfortable with its bossy bravura. But then, again, you look at a superb magnesium casting on display and only a very dull person would not be moved to tears by its beauty. It was a Frenchman who said 'cars are our cathedrals', but it is BMW that has built the most exquisite shrine to the automobile.
The best of BMW: Four landmark designs
A revolution on two wheels
The BMW R32 of 1923 established the 'architecture' of BMW motorbikes for the next 70 years. Designed by Max Friz, in between aero engine projects, it was a beautifully conceived engineering diagram, a graphic of dynamic forces. A cross-section of the R32's famous twin cylinder 'boxer' engine resembles contemporary abstract pictures produced at the Bauhaus.
If it's good enough for 007...
The BMW Z3 driven by James Bond in GoldenEye looked both forward and back. It was one of the first BMWs to be designed by Chris Bangle who,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has overseen a complete transformation in design policy. He has moved away from austere Bauhaus principles, although his inspiration was the Nazi-era BMW 328. One version of the car was copied by Jaguar to create the famous XK120.
In the 'Knick' of time
The 'Neue Klasse' saloon appeared at the Paris Salon de l'Automobile in 1961. It was BMW's first wholly modern car, a confident expression of what had been achieved in the Wirtschaftswunder. There is a purity to the details, a hierarchy in the effects that is pure Bauhaus. Designer Wilhelm Hofmeister was the author of the signature features seen here: the prominent beltline, airy glass house and the 'Hofmeisterknick', the reverse bend on the rear pillar.
We are the Welt
The X6 is BMW's latest car. It retains established BMW styling cues, as well as familiar BMW competence, but recognises new market conditions. It occupies an indefinable category between 4x4, sports coupe and saloon. In terms of vehicle architecture, it exploits the technical limits of shape-making as surely as BMW Welt itself. If the old BMW was the rectinlinear Bauhaus, the new BMW is the morphologically complex Welt.
Stephen Bayley
Sunday February 17, 2008
The Observer
'Die Welt ist alles', according to Wittgenstein. In saying the world is everything, the philosopher affirmed the significance of life in the face of the nullity of death. 'Is a little bit crazy, no, like a hurricane?' is what they say of BMW Welt. Here in BMW's World is its own affirmation of life. They used to say BMW stood for 'Baader Meinhof Wagen', the favoured wheels of last year's model terrorists. Now BMW represents the apogee of consumer desire.
The swaggering, vitreous, filigreed, technophiliac grandiosity of this megastructure - near Munich's spectacular 1972 Olympic Stadium, not far from Dachau, 20 minutes from the airport - is astonishing. Especially in a week when General Motors reported a $37 billion loss and the Mayor of London continued his vengeful assault on the private car with a muddled, technologically illiterate and socially divisive tax. BMW Welt has just celebrated 100 days of activity. It presents, as an architectural phantasmagoria, an entire world organised and designed to BMW's meticulous engineering standards. Scary or magnificent, depending on your perspective. At five minutes to midnight for the automobile, what does it mean?
To call BMW Welt a showroom is to betray a conceptual poverty and further to betray the poverty of language that is its handmaiden. But, in all essentials, that is what it is. German car manufacturers have a tradition of allowing customers, usually from abroad, to take delivery of their precious new vehicle at the factory. In other countries, this might be a desultory experience, but not so in Bavaria. A certain formality and pomp attends the handover ceremony because this is Germany and they take things in general, and cars in particular, very seriously.
This is what happens. A broker from New York, for example, will order his new BMW and jet to Germany to pick it up. But this is not a banal transaction. At BMW Welt he is confirmed in his good taste as a consumer by not only an architectural spectacle of the very highest quality, but also by technology exhibitions, shops, bars and restaurants. At the most exclusive of the latter he can lunch at altitude, a lead-crystal glass of high-specification Van Volxem Riesling to hand, while gazing through thrilling space at shiny new motors respectfully arranged for veneration as if religious artefacts. With BMW thoroughness, not to say mania, there is BMW-baked bread on the table and four varieties of salt on offer (with scrupulous descriptive notes: I especially enjoyed the Australian Murray River Pink Salt Flakes, rich in algae).
After lunch, and a period of smug self-congratulation, our New York broker enjoys the rehearsed ritual of the hand-over, gets into his Monaco Blue BMW 530i and vrooms off on a 14-day tour of Europe, with an itinerary (Grossglockner, Lake Garda) helpfully provided by BMW as part of its commitment to providing him with a memorable experience, from soup to lock-nuts. On his return, the car is put in a container and reverentially shipped across the Atlantic where it will be unpacked by a Jersey longshoreman probably unfamiliar with the coruscating values and unhesitating perfectionism of BMW's World.
Necessarily, a great deal of infrastructural sophistication is required to support the flawless dreamworld. So what we see above ground level is only about 40 per cent of the whole because, while there is heaven, there is an underworld too. To facilitate the handover ceremony, cars arrive the day before. As they have full tanks of petrol, regulations require that they are stored in an oxygen-reduced environment to obviate flammable risk. Underground, 285 brand new BMWs, like souls waiting to be released from Purgatory, are silently shuffled around on robotised pallets in an environment pressurised to the equivalent of 4,000m above sea level.
BMW Welt is the result of an architectural competition won in 2001 by the Austrian firm, Coop Himmelb(l)au. This name is revealing since it plays on notions of collaboration, blue-sky thinking and divine aspiration. It is one of those firms which emerged in the Eighties, put the Satan of frivolous postmodernism behind it, and reinvented modernism, making it more conceptually liberal, less tight-arsed and altogether more inventive in terms of spatial and formal invention. You could say much the same of Zaha Hadid, a runner-up in this competition. Significantly, at just the moment Coop Himmelb(l)au (which is an incongruous functional nightmare to type) was going techno-organic bonkers with this amazing building, so Chris Bangle, the American designer, was redrafting the signature look of BMW's cars, replacing visual decorum and rationality with complex curves and strange, agitated surfaces. Never forget, these are the people who gave us the word 'Zeitgeist'.
The building technology is appropriately grand. BMW Welt is supported by 775 concrete piles, each of them penetrating the earth's surface to a depth of 17 metres. The structure above ground is a geometrically boggling double cone, a design which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to manage before computers with sophisticated three-dimensional modelling became available. There is 14,500 square metres of glass and the roof - a 'cloud hovering in space' according to Coop Himmelb(l)au's Wolf Prix - is covered with photovoltaic cells. As an architectural visitor, the experience is very nearly sublime. The enormous captive volume - exciting rather than daunting - is punctuated by aerial ramps. Prix, continuing his engagement with metaphors of height and air, said 'I want to fly', and this is what the visitor feels, transiting through this BMW-branded world, led by continuously shifting vistas. Subtle angles ease the process, and all the time, a sense of controlling intelligence coupled with superb detailing, worthy of a 7-series' cutlines, make a concept that was perhaps a little bit crazy entirely acceptable to the sober-suited board of the mighty BMW AG.
Impressive as it is architecturally, BMW Welt is even more interesting for its symbolic meaning and its significance as evidence of the status of the brand in modern thought. BMW has always been a company keenly aware of its image. It has also had associations with art that go back to its origins as a machine shop run by Karl Rapp in the days when Wassily Kandinsky was Munich's leading artistic figure, busy with the philosphical basis of abstract painting. Originally a manufacturer of aero-engines, in 1923 Rapp Motorenwerke's Max Friz produced the BMW R32 motorbike: a design of Bauhaus purity. In 1938, BMW created a department of Künstlerische Gestaltung (artistic development), the first of its type in Europe.
As a result of absolute consistency in technology, design and advertising (a commitment aided by being a family-owned business with no need to pander to short-termist investors) BMW built not just an industrial empire, but the most titanium-hard set of brand values on the planet. Its 'Neue Klasse' saloon of 1961 define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Wirtschaftswunder and became a symbol of the New Germany. Nine years later, BMW began work on its new HQ in Oberwiesenfeld in Milbertshofen, site of its first factory. This has become known as the Four Cylinder Building since its tectonic inspiration was a car engine. Designer of the Four Cylinder Building was Karl Schwanzer, teacher of Coop Himmelb(l)au's Wolf Prix.
Nowadays, big companies are aware of architecture's role in building their brand. A building is like an advertisement, only it lasts longer. Equally, the big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al practices are, themselves, becoming brands. So there is something interestingly symbiotic in BMW Welt: a joint-venture by BMW and Coop Himmelb(l)au in the creation of valuable image capital. It is said that the corporate ego of BMW met its match in the architectural ego of Professor Prix. Additionally, this emphatically industrial monument is a ravishingly conceived, spectacularly hard-edged and crisply detailed reminder that, so far as corporate architecture is concerned, the information age has produced little of interest. Google's HQ looks like a double-glazing depot. Cars may be facing extinction, but they are more gorgeous than intangible gigabytes.
So there is something triumphant and perhaps a little elegiac about BMW Welt. Maybe even Weltschmerz, that untranslatable German word for 'the sadness of things'. With their national economic commitment to the car, the Germans are perhaps a little behind the rest of us in revisionist transport policies. BMW is not alone. The Welt is just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vanity projects throughout Germany. Volkswagen has built Autostadt in Wolfsburg and its Glass Factory in Dresden, where car assembly is turned into a sort of industrial opera. BMW had Zaha Hadid build a factory in Leipzig. Audi has turned the centre of Ingolstadt into a celebration of itself. Both Porsche and Mercedes-Benz are building ambitious new museums. Next stage in BMW's own programme of dramatic self-mythologising is reconstructing its own museum, just opposite the Welt. It will be fully five times bigger than its predecessor.
Would we really like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be as well-designed as BMW Welt?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e English love of amateurism that rejects its daunting perfectionism, something in English understatement uncomfortable with its bossy bravura. But then, again, you look at a superb magnesium casting on display and only a very dull person would not be moved to tears by its beauty. It was a Frenchman who said 'cars are our cathedrals', but it is BMW that has built the most exquisite shrine to the automobile.
The best of BMW: Four landmark designs
A revolution on two wheels
The BMW R32 of 1923 established the 'architecture' of BMW motorbikes for the next 70 years. Designed by Max Friz, in between aero engine projects, it was a beautifully conceived engineering diagram, a graphic of dynamic forces. A cross-section of the R32's famous twin cylinder 'boxer' engine resembles contemporary abstract pictures produced at the Bauhaus.
If it's good enough for 007...
The BMW Z3 driven by James Bond in GoldenEye looked both forward and back. It was one of the first BMWs to be designed by Chris Bangle who,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has overseen a complete transformation in design policy. He has moved away from austere Bauhaus principles, although his inspiration was the Nazi-era BMW 328. One version of the car was copied by Jaguar to create the famous XK120.
In the 'Knick' of time
The 'Neue Klasse' saloon appeared at the Paris Salon de l'Automobile in 1961. It was BMW's first wholly modern car, a confident expression of what had been achieved in the Wirtschaftswunder. There is a purity to the details, a hierarchy in the effects that is pure Bauhaus. Designer Wilhelm Hofmeister was the author of the signature features seen here: the prominent beltline, airy glass house and the 'Hofmeisterknick', the reverse bend on the rear pillar.
We are the Welt
The X6 is BMW's latest car. It retains established BMW styling cues, as well as familiar BMW competence, but recognises new market conditions. It occupies an indefinable category between 4x4, sports coupe and saloon. In terms of vehicle architecture, it exploits the technical limits of shape-making as surely as BMW Welt itself. If the old BMW was the rectinlinear Bauhaus, the new BMW is the morphologically complex Welt.
2008年2月13日 星期三
體驗行銷」威力難擋－為一瓶酒買下整間廚房
談到「體驗行銷」，法國人可是這方面的翹楚。
不久前，法國食品協會在微風廣場舉辦兩天的法國嘉年華會，打出「台北巴黎零距離」的口號，不僅邀請名模現場演繹法式生活的場景，還請到甫從巴黎度假回來的知名作家王文華，在現場分享法式生活的體驗，當然，更少不了代表法國文化的葡萄酒、乳酪、咖啡等供現場來賓品嚐。
手法有哪些？
從美食、美酒到美景，不同季節的當令美食節、散落在鄉間的大小酒莊，年年都敞開大門吸引老饕與商人前往嘗試，徹底滿足消費者在嗅覺、味覺與視覺上的體驗，透過這些消費者的體驗再散布到全球各地，讓許多知名作家紛紛寫在書裡，為之加持。
美國大文豪海明威把1950年在巴黎居住的體驗，寫進《流動的饗宴》（A moveable feast）這本回味無窮的書中；英國作家彼得‧梅爾（Peter Mayle）自從出了一本體驗法國普羅旺斯的《山居歲月》（A Year in Provence）後，普羅旺斯立即成為熱門的旅遊景點，包括普羅旺斯的薰衣草、法式鄉居生活與普羅旺斯料理都成為一種流行風尚。
這就是體驗的威力。而這樣的威力，也成為台北商場新的行銷形態。
體驗法1
當場做給你看
對30世代的BOBO族而言，透過體驗感受到產品的價值與品質，是很重要的品味堅持。當廠商打出商品製作乃全程手工製造時，就非得讓消費者看得到，才能打動愈來愈挑剔又聰明的品味人士。
世界著名製鞋廠商，諸如Timberland及Salvatore Ferragamo都擅長在行銷時，邀請資深製鞋師傅在現場為大家做手工示範，強調老師傅一絲不苟的達人技藝。同時，更進一步加入說故事行銷的力量，讓消費者從「話說從頭」開始，聆聽一段有關品牌的歷史起源與奮鬥史。
當消費者抱著商品回家時，不只買到一雙達人製作的好鞋，心中還充滿了對該品牌背後故事的感動，當下一次消費時，他已經是該品牌的忠實客戶了。
體驗法2
喝了才知對不對味
法國食品協會台灣區總經理童雪筠說：「體驗行銷是法國自從有飲食文化就開始的現象。」
她指出，擁有美食歷史的法國人認為所謂的美食美酒，無論是出現在超市、餐廳或是其地方，都必須先讓消費者吃吃喝喝一番，認可這種味道之後，才會有進一步的購買行為，所以法國人努力經營各種品嚐會，培養忠誠的品牌消費者。
在行銷領域工作多年的童雪筠觀察，目前台灣各地方也開始舉辦各種美食節，她覺得台灣已經開始走精緻文化路線，敏感又挑剔的消費者愈來愈需要一個理由來進行購買行為，而體驗，正是媒介。
童雪筠表示，透過體驗，消費者有可能喜歡或是不喜歡，但是他的忠誠度絕對會提高，因為當他購買時，他是透過體認來確認自己的口味；相反地，如果只是現場做好包裝給他，少了體驗的消費者就沒有所謂的品牌忠誠度。
體驗法3
讓你看到就有感覺
1997年，中興百貨曾打出一句膾炙人口的廣告詞：「到服裝店培養氣質，到書店展示服裝。」很顯然地，廣告商透過這個廣告詞向消費者招手，歡迎進到體驗的情境來。
體驗，儼然成為當代行銷的顯學。當一個社會的消費美感走向成熟時，大至廠商舉辦各種體驗活動，小至各類商品包裝都開始以體驗的概念來設計。當消費者拿起冰藍色的礦泉水時，一種純淨、自然與清涼的感覺立即透過視覺傳遞給消費者，讓他們宛如置身在萬年雪山山脈腳下，暢飲無污染的天然水質。
體驗法4
找高手來說故事
很多30世代讀者喜歡閱讀村上春樹的書，村上春樹近期一本《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威士忌》，就是透過文字的魔力，帶領讀者進入愛爾蘭及蘇格蘭威士忌產區的體驗想像中，相信為村上文字所著迷的讀者，在看完這本書後，就會興起一嚐單一麥芽威士忌的念頭。
當然，村上春樹在這本書的前言就開宗明義地表示，正是因為有人找他撰寫有關威士忌的文章，所以才開啟以威士忌為主題的旅行。
話說回來，這也是一種體驗行銷的方式，將一般年輕人認為喝威士忌需要有點年紀的觀念，透過這本書拉近了距離。
體驗法5
量身打造時尚空間
關於威士忌，著名酒商Johnnie Walker便深諳體驗行銷，Johnnie Walker行銷經理艾恩華坦言：「體驗式行銷是未來的趨勢。」去年，Johnnie Walker在台北市信義區華納威秀特地打造一座品酩頭等艙，吸引了三萬多名的消費者，其中又以20、30歲的年輕人為多數，進入這座品酩頭等艙，體驗Johnnie Walker 為頂級產品舉辦的品酒饗宴，這種用時尚與都會風格打造品酒體驗的環境，一下子就拉近年輕人的心。
鑒於這種體驗行銷的成功迴響，Johnnie Walker持續在今年推出造價千萬台幣的品酩列車，以頂級的裝潢將兩座貨櫃打造成時尚夜店，讓消費者恍如置身於都會夜晚的Lounge Bar。Johnnie Walker的品牌經理劉敬弘表示：「體驗，絕對是帶給消費者強而有力感受的絕佳做法。」
威力有多強？
體驗行銷由於採取「攻心為上」的大策略，往往能輕易讓消費者心防大開。根據洪蘭教授所翻譯的《腦內乾坤》（Brain Sex）書中透露，消費可以滿足大腦多巴胺，產生讓人心情愉悅的生理機制，使荷包在不知不覺中大失血；對商家而言，這還有可能創造衍生性的額外消費，帶給企業更難以估計的意外商機。
為一隻杯子買下整座客廳
一位家住台北的女性消費者，原先只想買一個辦公室用的馬克杯。但是她到了瑞典家具公司IKEA的賣場後，看到賣場區隔出十幾個不同的空間，用家具及家飾打造出不同的生活型態，從單身生活空間、雅痞區、粉領新貴區，到小家庭以及都會風格區，讓消費者置身體驗的情境中。單身又是辦公室女郎的她，在專為粉領新貴打造的家居環境中，逗留特別久，她試試舒適的單人沙發後，又摸了摸頗有設計感的書櫃，在逛了一小時之後，她帶走的不僅是一個漂亮的馬克杯，她還購買了一個小型咖啡桌，以及一張漂亮的客廳地毯。
為不存在的人掏空荷包
而體驗行銷在進入e化的時代，也面臨了另一種考驗，就是要創造虛擬的體驗，好滿足愈來愈多足不出戶的消費者，提供網上虛擬的消費體驗。
幸好，在科技日新月異的情況下，有時虛擬的情境體驗竟比真實的體驗還來得真實。在好萊塢電影《虛擬偶像》（S1MONE）中，艾爾‧帕西諾（Al Pacino）利用科技，創造出萬人迷的虛擬偶像席夢，進而賺進大把銀子。
1996年，日本則乾脆真的推出電腦偶像「伊達杏子」（Kyoko Date），結果造成網路一片熱烈討論，吸引一群迷哥迷姊消費支持，與電影《虛擬偶像》不同的是，每個人都知道杏子是電腦虛擬出來產品，但仍無礙消費者對她相關產品的青睞。由此可見，管他是真是假，只要能滿足消費者的體驗需求，你就達到行銷的目的了。
瞧，這就是體驗行銷的好處。
引用網址：http://forum.30.com.tw/Board/show.aspx?go=257
不久前，法國食品協會在微風廣場舉辦兩天的法國嘉年華會，打出「台北巴黎零距離」的口號，不僅邀請名模現場演繹法式生活的場景，還請到甫從巴黎度假回來的知名作家王文華，在現場分享法式生活的體驗，當然，更少不了代表法國文化的葡萄酒、乳酪、咖啡等供現場來賓品嚐。
手法有哪些？
從美食、美酒到美景，不同季節的當令美食節、散落在鄉間的大小酒莊，年年都敞開大門吸引老饕與商人前往嘗試，徹底滿足消費者在嗅覺、味覺與視覺上的體驗，透過這些消費者的體驗再散布到全球各地，讓許多知名作家紛紛寫在書裡，為之加持。
美國大文豪海明威把1950年在巴黎居住的體驗，寫進《流動的饗宴》（A moveable feast）這本回味無窮的書中；英國作家彼得‧梅爾（Peter Mayle）自從出了一本體驗法國普羅旺斯的《山居歲月》（A Year in Provence）後，普羅旺斯立即成為熱門的旅遊景點，包括普羅旺斯的薰衣草、法式鄉居生活與普羅旺斯料理都成為一種流行風尚。
這就是體驗的威力。而這樣的威力，也成為台北商場新的行銷形態。
體驗法1
當場做給你看
對30世代的BOBO族而言，透過體驗感受到產品的價值與品質，是很重要的品味堅持。當廠商打出商品製作乃全程手工製造時，就非得讓消費者看得到，才能打動愈來愈挑剔又聰明的品味人士。
世界著名製鞋廠商，諸如Timberland及Salvatore Ferragamo都擅長在行銷時，邀請資深製鞋師傅在現場為大家做手工示範，強調老師傅一絲不苟的達人技藝。同時，更進一步加入說故事行銷的力量，讓消費者從「話說從頭」開始，聆聽一段有關品牌的歷史起源與奮鬥史。
當消費者抱著商品回家時，不只買到一雙達人製作的好鞋，心中還充滿了對該品牌背後故事的感動，當下一次消費時，他已經是該品牌的忠實客戶了。
體驗法2
喝了才知對不對味
法國食品協會台灣區總經理童雪筠說：「體驗行銷是法國自從有飲食文化就開始的現象。」
她指出，擁有美食歷史的法國人認為所謂的美食美酒，無論是出現在超市、餐廳或是其地方，都必須先讓消費者吃吃喝喝一番，認可這種味道之後，才會有進一步的購買行為，所以法國人努力經營各種品嚐會，培養忠誠的品牌消費者。
在行銷領域工作多年的童雪筠觀察，目前台灣各地方也開始舉辦各種美食節，她覺得台灣已經開始走精緻文化路線，敏感又挑剔的消費者愈來愈需要一個理由來進行購買行為，而體驗，正是媒介。
童雪筠表示，透過體驗，消費者有可能喜歡或是不喜歡，但是他的忠誠度絕對會提高，因為當他購買時，他是透過體認來確認自己的口味；相反地，如果只是現場做好包裝給他，少了體驗的消費者就沒有所謂的品牌忠誠度。
體驗法3
讓你看到就有感覺
1997年，中興百貨曾打出一句膾炙人口的廣告詞：「到服裝店培養氣質，到書店展示服裝。」很顯然地，廣告商透過這個廣告詞向消費者招手，歡迎進到體驗的情境來。
體驗，儼然成為當代行銷的顯學。當一個社會的消費美感走向成熟時，大至廠商舉辦各種體驗活動，小至各類商品包裝都開始以體驗的概念來設計。當消費者拿起冰藍色的礦泉水時，一種純淨、自然與清涼的感覺立即透過視覺傳遞給消費者，讓他們宛如置身在萬年雪山山脈腳下，暢飲無污染的天然水質。
體驗法4
找高手來說故事
很多30世代讀者喜歡閱讀村上春樹的書，村上春樹近期一本《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威士忌》，就是透過文字的魔力，帶領讀者進入愛爾蘭及蘇格蘭威士忌產區的體驗想像中，相信為村上文字所著迷的讀者，在看完這本書後，就會興起一嚐單一麥芽威士忌的念頭。
當然，村上春樹在這本書的前言就開宗明義地表示，正是因為有人找他撰寫有關威士忌的文章，所以才開啟以威士忌為主題的旅行。
話說回來，這也是一種體驗行銷的方式，將一般年輕人認為喝威士忌需要有點年紀的觀念，透過這本書拉近了距離。
體驗法5
量身打造時尚空間
關於威士忌，著名酒商Johnnie Walker便深諳體驗行銷，Johnnie Walker行銷經理艾恩華坦言：「體驗式行銷是未來的趨勢。」去年，Johnnie Walker在台北市信義區華納威秀特地打造一座品酩頭等艙，吸引了三萬多名的消費者，其中又以20、30歲的年輕人為多數，進入這座品酩頭等艙，體驗Johnnie Walker 為頂級產品舉辦的品酒饗宴，這種用時尚與都會風格打造品酒體驗的環境，一下子就拉近年輕人的心。
鑒於這種體驗行銷的成功迴響，Johnnie Walker持續在今年推出造價千萬台幣的品酩列車，以頂級的裝潢將兩座貨櫃打造成時尚夜店，讓消費者恍如置身於都會夜晚的Lounge Bar。Johnnie Walker的品牌經理劉敬弘表示：「體驗，絕對是帶給消費者強而有力感受的絕佳做法。」
威力有多強？
體驗行銷由於採取「攻心為上」的大策略，往往能輕易讓消費者心防大開。根據洪蘭教授所翻譯的《腦內乾坤》（Brain Sex）書中透露，消費可以滿足大腦多巴胺，產生讓人心情愉悅的生理機制，使荷包在不知不覺中大失血；對商家而言，這還有可能創造衍生性的額外消費，帶給企業更難以估計的意外商機。
為一隻杯子買下整座客廳
一位家住台北的女性消費者，原先只想買一個辦公室用的馬克杯。但是她到了瑞典家具公司IKEA的賣場後，看到賣場區隔出十幾個不同的空間，用家具及家飾打造出不同的生活型態，從單身生活空間、雅痞區、粉領新貴區，到小家庭以及都會風格區，讓消費者置身體驗的情境中。單身又是辦公室女郎的她，在專為粉領新貴打造的家居環境中，逗留特別久，她試試舒適的單人沙發後，又摸了摸頗有設計感的書櫃，在逛了一小時之後，她帶走的不僅是一個漂亮的馬克杯，她還購買了一個小型咖啡桌，以及一張漂亮的客廳地毯。
為不存在的人掏空荷包
而體驗行銷在進入e化的時代，也面臨了另一種考驗，就是要創造虛擬的體驗，好滿足愈來愈多足不出戶的消費者，提供網上虛擬的消費體驗。
幸好，在科技日新月異的情況下，有時虛擬的情境體驗竟比真實的體驗還來得真實。在好萊塢電影《虛擬偶像》（S1MONE）中，艾爾‧帕西諾（Al Pacino）利用科技，創造出萬人迷的虛擬偶像席夢，進而賺進大把銀子。
1996年，日本則乾脆真的推出電腦偶像「伊達杏子」（Kyoko Date），結果造成網路一片熱烈討論，吸引一群迷哥迷姊消費支持，與電影《虛擬偶像》不同的是，每個人都知道杏子是電腦虛擬出來產品，但仍無礙消費者對她相關產品的青睞。由此可見，管他是真是假，只要能滿足消費者的體驗需求，你就達到行銷的目的了。
瞧，這就是體驗行銷的好處。
引用網址：http://forum.30.com.tw/Board/show.aspx?go=257
誠品，又寫下一頁傳奇
台北人真幸福，這是當過日本第一大報《朝日新聞》《亞洲週刊》香港特派員的日本著名作家新井一二三的感慨。
誠品史，文化史
台北誠品書店建立的文化地標，算是華人世界的泰山北斗。「北京、上海缺多元開放；新加坡、香港缺讀者數量。」當過台北市文化局長的清大客座教授龍應台，今年6月3日在《中國時報》發表專文「在一個有文人的城市裡」寫道：「台北的誠品書店在廣大的華人眼中，是一個重要的『台北文化』地標，這樣的書店可以成功，不僅只是一個經營的技巧而已，它需要社會的多元開放，更需要數量足夠的、相對成熟的讀者群體。」
經營「品味」成功
而長期觀察誠品發展軌跡的慈濟大愛電視台總監姚仁祿，則一語道破誠品經營的成功關鍵：「它基本上是一個以書為核心的商場設計。誠品的成功，一方面是吳清友先生個人的品味，一方面是他具備產業觀察的能力。」
書和文化是誠品的靈魂。「雖然賠錢了十五年，吳清友從頭到尾都很篤定，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方向，」姚仁祿認為，這也是誠品可以在第十六年突然一賺就是5000萬台幣的關鍵因素之一：誠品的品牌形象整個起來了，帶來如企業突破「規模大數法則」（critical mass）後的豐厚營收。
消費社會成熟
也有人從台灣社會成熟度的觀點來解讀誠品的成功。他們解釋的誠品現象，其實就是台灣消費型態逐步改變的現象。難怪它會一虧十五年，因為十五年前台灣的美感社會才剛起步，生活文化才剛萌芽；難怪它會在虧了十五年後，於去年開始獲利，因為台灣的消費社會已經成熟。
台灣人擁有誠品的幸福感是這幾年才慢慢累積的，畢竟，十六年前誠品剛出現在台北市仁愛路圓環時，沒有穿戴整齊，還真不敢走入誠品。因為當時它很布爾喬亞，幾乎都是外文及藝術設計之類的冷門書籍。
愛書人的集體創作
但是誠品變了，它從原來白領菁英式的小眾書店，十幾年間發展成擁有四十九家連鎖店的書店主流，甚至即將在台北市信義計畫區的精華地帶，建立號稱台灣最大的七千五百坪（整個信義計畫區統一集團大樓的營業場所，扣除餐廳、展覽、表演場所等，書店實際的面積是三千坪）的國際型書店。
誠品的變化，其實就是台灣幾十年來消費社會的縮影。1989年誠品的適時出現，等於是為台灣社會提供了一個自由靈魂的出口，她成為台灣的巴黎左岸，大家在誠品書店裡翻閱新的西方思潮、用眼睛感受新的美學風格。難怪誠品董事長吳清友感慨說：「誠品是台灣社會十六年來的集體創作。」
30世代，誠品世代
廣告人孫大偉說：「我的青春，我的金錢，全都奉獻給誠品了。」這句話讓很多30與40世代的愛書人聽了頗有共鳴，在他們年輕氣盛時的黃金閱讀時期，誠品在他們生命中占了相當重要的位置。
90年代初期的誠品，扮演著啟蒙者的角色。當時台灣才剛從解嚴出來，忽然感受到自由的空氣，卻又不知道該從何處邁步。有一天，當大家開始說：「我剛才去逛誠品了。」而不是說：「我剛剛去書店買一本書。」誠品的品牌風格於焉建立。當時，擁有小小的一張黑色誠品會員卡是很多人的驕傲，那代表你常去誠品，而且閱讀誠品。
誠品或許曾是菁英的書店，但是菁英無法撐得起誠品。它開始走複合式書店的新路線，以書為核心，周邊商品成為它所販賣的生活美學，從菁英到大眾、從大眾走到分眾，誠品對菁英的定義遂成為「努力活出自己生命中精采的人」。
開創自30世代
談誠品，不能沒有吳清友；但是吳清友，也不能沒有誠品團隊。誠品團隊是文化創意人堅持理想的縮影。舉世皆然，在民主開放的社會裡，總是有那麼一群對文化懷抱極高憧憬的年輕人；在台灣，就是獨一無二的誠品，提供他們實踐理想的地方；於是他們群聚在這裡，個個都很難搞，卻又賣命十足，短短的十六年間，在台灣發起一個個引領台灣思潮的書店活動，從「今夜不打烊」、「看不見的書店」、「誠品講堂」，到「誠品藝文活動」等。
有人說，誠品之所以存活下來，是吳清友的堅持；而吳清友的堅持，又來自於背後這個敢於有所為的誠品團隊，當吳清友不斷將誠品書店的夢做大時，他們就忙於實踐。
誠品團隊的可貴在於，他們把文化看得很重要。他們讓知識成為流動的狀態，透過演講, 藝文活動、講堂，更藉著一間間「連鎖而不複製」的誠品書店的實體空間，把他們的理想和品味做出來。
世界人不眠的交流
「我們非常幸運，有這樣開闊的發揮空間。」誠品企劃處經理林文琪自豪地說。她曾經當過影評人、西北航空空姐、華威葛瑞廣告公司AE，但在誠品工作十一年，讓她有志業之感，迄今衝勁十足。
誠品用心營造出來的「書的博物館」式氛圍，讓台灣人走進這高雅、歐風的實體書店時，彷彿進了巴黎羅浮宮的殿堂，覺得閱讀是一件神聖的行為。
誠品其實也是幸福的，因為十六年來有那麼多台灣的人在默默支持誠品，無論是政府、讀者、企業家，甚至是有朋自遠方來時。當日本東大教授午夜在誠品敦南店驚異地對作家柯裕棻說：「為什麼一個城市需要一個24小時的書店？」他的語氣是讚嘆的，原來這城市有這麼多失眠又渴望閱讀的群眾。
香港人成群結隊來台，在吃完永康街鼎泰豐小吃後，誠品書店絕對是他們來台必逛的景點，他們好奇地在誠品看書也看人，然後帶走一大袋的豐收。
那麼本土的台灣人呢？
全世界第一家24小時書店出現在台灣，證明了台灣人真的會去捧一個書店的場，2005年12月底，台灣最大的書店，誠品信義旗艦店準備開幕，這座像博物館又像百貨公司的書店，不知道是否會再度改變大眾對書店的看法？
引用網址：http://forum.30.com.tw/Board/show.aspx?go=237
誠品史，文化史
台北誠品書店建立的文化地標，算是華人世界的泰山北斗。「北京、上海缺多元開放；新加坡、香港缺讀者數量。」當過台北市文化局長的清大客座教授龍應台，今年6月3日在《中國時報》發表專文「在一個有文人的城市裡」寫道：「台北的誠品書店在廣大的華人眼中，是一個重要的『台北文化』地標，這樣的書店可以成功，不僅只是一個經營的技巧而已，它需要社會的多元開放，更需要數量足夠的、相對成熟的讀者群體。」
經營「品味」成功
而長期觀察誠品發展軌跡的慈濟大愛電視台總監姚仁祿，則一語道破誠品經營的成功關鍵：「它基本上是一個以書為核心的商場設計。誠品的成功，一方面是吳清友先生個人的品味，一方面是他具備產業觀察的能力。」
書和文化是誠品的靈魂。「雖然賠錢了十五年，吳清友從頭到尾都很篤定，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方向，」姚仁祿認為，這也是誠品可以在第十六年突然一賺就是5000萬台幣的關鍵因素之一：誠品的品牌形象整個起來了，帶來如企業突破「規模大數法則」（critical mass）後的豐厚營收。
消費社會成熟
也有人從台灣社會成熟度的觀點來解讀誠品的成功。他們解釋的誠品現象，其實就是台灣消費型態逐步改變的現象。難怪它會一虧十五年，因為十五年前台灣的美感社會才剛起步，生活文化才剛萌芽；難怪它會在虧了十五年後，於去年開始獲利，因為台灣的消費社會已經成熟。
台灣人擁有誠品的幸福感是這幾年才慢慢累積的，畢竟，十六年前誠品剛出現在台北市仁愛路圓環時，沒有穿戴整齊，還真不敢走入誠品。因為當時它很布爾喬亞，幾乎都是外文及藝術設計之類的冷門書籍。
愛書人的集體創作
但是誠品變了，它從原來白領菁英式的小眾書店，十幾年間發展成擁有四十九家連鎖店的書店主流，甚至即將在台北市信義計畫區的精華地帶，建立號稱台灣最大的七千五百坪（整個信義計畫區統一集團大樓的營業場所，扣除餐廳、展覽、表演場所等，書店實際的面積是三千坪）的國際型書店。
誠品的變化，其實就是台灣幾十年來消費社會的縮影。1989年誠品的適時出現，等於是為台灣社會提供了一個自由靈魂的出口，她成為台灣的巴黎左岸，大家在誠品書店裡翻閱新的西方思潮、用眼睛感受新的美學風格。難怪誠品董事長吳清友感慨說：「誠品是台灣社會十六年來的集體創作。」
30世代，誠品世代
廣告人孫大偉說：「我的青春，我的金錢，全都奉獻給誠品了。」這句話讓很多30與40世代的愛書人聽了頗有共鳴，在他們年輕氣盛時的黃金閱讀時期，誠品在他們生命中占了相當重要的位置。
90年代初期的誠品，扮演著啟蒙者的角色。當時台灣才剛從解嚴出來，忽然感受到自由的空氣，卻又不知道該從何處邁步。有一天，當大家開始說：「我剛才去逛誠品了。」而不是說：「我剛剛去書店買一本書。」誠品的品牌風格於焉建立。當時，擁有小小的一張黑色誠品會員卡是很多人的驕傲，那代表你常去誠品，而且閱讀誠品。
誠品或許曾是菁英的書店，但是菁英無法撐得起誠品。它開始走複合式書店的新路線，以書為核心，周邊商品成為它所販賣的生活美學，從菁英到大眾、從大眾走到分眾，誠品對菁英的定義遂成為「努力活出自己生命中精采的人」。
開創自30世代
談誠品，不能沒有吳清友；但是吳清友，也不能沒有誠品團隊。誠品團隊是文化創意人堅持理想的縮影。舉世皆然，在民主開放的社會裡，總是有那麼一群對文化懷抱極高憧憬的年輕人；在台灣，就是獨一無二的誠品，提供他們實踐理想的地方；於是他們群聚在這裡，個個都很難搞，卻又賣命十足，短短的十六年間，在台灣發起一個個引領台灣思潮的書店活動，從「今夜不打烊」、「看不見的書店」、「誠品講堂」，到「誠品藝文活動」等。
有人說，誠品之所以存活下來，是吳清友的堅持；而吳清友的堅持，又來自於背後這個敢於有所為的誠品團隊，當吳清友不斷將誠品書店的夢做大時，他們就忙於實踐。
誠品團隊的可貴在於，他們把文化看得很重要。他們讓知識成為流動的狀態，透過演講, 藝文活動、講堂，更藉著一間間「連鎖而不複製」的誠品書店的實體空間，把他們的理想和品味做出來。
世界人不眠的交流
「我們非常幸運，有這樣開闊的發揮空間。」誠品企劃處經理林文琪自豪地說。她曾經當過影評人、西北航空空姐、華威葛瑞廣告公司AE，但在誠品工作十一年，讓她有志業之感，迄今衝勁十足。
誠品用心營造出來的「書的博物館」式氛圍，讓台灣人走進這高雅、歐風的實體書店時，彷彿進了巴黎羅浮宮的殿堂，覺得閱讀是一件神聖的行為。
誠品其實也是幸福的，因為十六年來有那麼多台灣的人在默默支持誠品，無論是政府、讀者、企業家，甚至是有朋自遠方來時。當日本東大教授午夜在誠品敦南店驚異地對作家柯裕棻說：「為什麼一個城市需要一個24小時的書店？」他的語氣是讚嘆的，原來這城市有這麼多失眠又渴望閱讀的群眾。
香港人成群結隊來台，在吃完永康街鼎泰豐小吃後，誠品書店絕對是他們來台必逛的景點，他們好奇地在誠品看書也看人，然後帶走一大袋的豐收。
那麼本土的台灣人呢？
全世界第一家24小時書店出現在台灣，證明了台灣人真的會去捧一個書店的場，2005年12月底，台灣最大的書店，誠品信義旗艦店準備開幕，這座像博物館又像百貨公司的書店，不知道是否會再度改變大眾對書店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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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12日 星期二
跌了一大跤，但我仍有夢！
他的創意，曾經掀起全台懷舊風潮，為他帶來上億元的年營收；卻在同時身兼創意人、投
資人、管理者與經營者四種角色而疲於奔命兩年後，風光不再，還讓他揹上近億元的負債
。
他是「台灣故事館」創辦人吳傳治，2007年6月，他將這座位在台北車站商圈、占地1500
坪、號稱是亞洲最大的懷舊主題博物館出售後，暫時消失了行蹤，很多人都在關心：「吳
傳治到哪裡去了？」
原味還原六○年代，台灣懷舊先驅
暴瘦十幾公斤的吳傳治回到台中老家，回到他最初將創意點石成金的地方──香蕉新樂園
與上海新樂園，這兩家以懷舊為主題的餐廳，準備重新出發。
在最艱困的那段時間，躁鬱症與憂鬱症接踵襲來。有一段時間吳傳治在台北處理善後事宜
，常常拿起電話打給台中的妻子說：「我想哭。」就這麼痛哭了數次，為了上億的債務，
吳傳治散盡家產，房子、車子，一切歸零，當年他從無到有，今天，從有到無，重回原點
。現在的他，與兩年前的他，似乎沒什麼不一樣，又彷彿有點不一樣，原來，答案就在那
發白的兩鬢。
吳傳治感到非常心痛，望著遠方，他失落地說：「我承認我是失敗的，但是台灣故事館是
我在創意上的極致。」
吳傳治的創意，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原汁原味地還原了1960年代的台灣，這是五十三年
次的吳傳治心中台灣最美好的年代，不分族群的和平氛圍，齊心齊力為台灣的經濟起飛，
熱忱地貢獻。
那個民風淳樸的年代，一景一物都帶著濃厚人情味，許多五年級生至今仍懷念不已。正是
這種懷舊心態觸發了吳傳治，決心將它從夢想變為實際。
蒐集古物追尋過往，全台走透透
小時候因為家貧，吳傳治對於身邊的每件事物都十分珍惜，無論是友人贈送，或是在路邊
撿到的小東西，即便是一顆石頭、別人眼中沒有價值的日常用品，在他眼中，卻是值得保
留的珍寶。對於吳傳治來說，東西只有收藏，沒有丟棄，他的家裡，連床下都塞滿了他的
大小收藏，孩子總是抱怨，每次全家出遊，到頭來都變成爸爸的蒐集之旅。
吳傳治蒐集老東西的範圍，大到家具廚櫃，小至廣告傳單。當年，沒有網路拍賣，吳傳治
用他的雙腳，一步一步踏遍台灣各鄉村，一次又一次與鄉下老人聊天互動，又或者是聽說
哪些地區有舊房子要拆遷，他帶著相機，一點一滴蒐集、記錄下這些保留台灣過去歲月痕
跡的老東西。
即使現在網路拍賣盛行，很多老東西可以透過網拍獲得，吳傳治還是堅持用走透透的方式
親力而為，他說：「我享受的是尋找老物的過程，不是結果。」
二十年下來，他的收藏量驚人到必須租下逾兩百坪的倉庫才能容納，也開始把這些老東西
拿出來與大家分享。台中豐原的懷舊茶館是起步，因為大受歡迎，但店內陳列空間有限，
他開始構思如何完整打造1960年代的台灣，讓倉庫裡這些大大小小的老東西，回到它原本
應該存在的時空位置上。
這不是個容易的工程。位在台中市區內的香蕉新樂園，一進門，眼前展開的就是一條台灣
早期熱鬧又親切的鄉鎮街道，從雜貨店、商號、寫真館、理髮店與戲院，這些商家不是用
空洞的復古外觀呈現，而是重新被賦予生命力。商店內的每一件商品、常民用具都一樣不
缺，所有老東西都回到當年正確的位置，讓人恍若返還1960年代。
帶頭打造經濟規模，給創意人機會
一般訪客不容易注意到的小細節，才更顯出吳傳治的用心，像是雜貨店外被陽光長期照射
泛黃的牆壁、長期風吹雨打造成的牆壁雨痕，以及牆壁懸掛的相片與各種廣告宣傳，都是
1960年代台中居民實際生活的點滴。從當年廣告的形式、早期商家申請商業執照的格式等
，學美術設計出身的吳傳治，一一親手將它還原，找適合的材料，做最細膩的加工。
雜貨店裡各種商品的擺放方式，小至彈珠，大至門前停靠的一輛老式機車載著裝滿汽水的
木箱，他都努力還原當時場景，看起來就像這家雜貨鋪還在營業呢！這些毫不馬虎的小細
節累積起來，帶領參觀者穿梭時光隧道，返回了他們的青春歲月……
吳傳治說：「很多有創意的人只是想一想，但我是有執行能力的創意人。」他在台中相繼
打造的兩家懷舊餐館──香蕉新樂園與上海新樂園，一出手就成功，創造上億元的年營收
，證明他的創意，確實能吸引消費者；因為經營成績傑出，讓這位創意人不甘於只做一個
創意人，更要成為創業家，吳傳治說：「台灣現在只會製造很多的創意人，但是沒有創造
一個經濟規模給這些創意人。」
吳傳治相信自己有能力創造這樣的經濟規模，更希望深耕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因為，台
灣創意工作者需要機會。
但是，他卻重重跌了一跤。
起落人生勇敢作夢，原點再出發
失敗是最好的老師，只是代價往往高到幾乎難以承受，兩年前那位意氣風發的吳傳治不見
了，取而代之的沉潛與低調，「我不該身兼數職。」他認為，如果是創業初期，身兼數職
是可以並存的，但是隨著事業體逐漸成長，他沒有把經營與管理者的角色交由專業人士去
負責，反而讓自己陷入又是創意人又是投資人，又是管理經營者的角色，為此疲於奔命。
吳傳治選擇面對失敗，「會失敗就是不夠。」生活、事業都歸零，夜半，怎麼都無法入睡
，他強迫自己看書，靜下心來；他隨身攜帶一本空白筆記本，隨時隨地記下在腦海中浮光
掠影的想法。
雖然跌落谷底，但不變的是他追求完美的性格，吳傳治就是無法接受一個文化活動可以任
意抄襲，隨便舉辦。
「懷舊只是一個議題，我不是玩玩創意強說愁而已，我是打從心裡在乎這塊土地的人。」
吳傳治說，他現在得先想辦法還清債務。他打算再好好整頓這兩家目前仍然持續在獲利的
懷舊餐廳。
但是他仍有夢，他要打造一間百年老店博物館，還原百年前台灣各地傳統老店的風貌，再
邀請這些百年老店進駐實際經營，讓無論是在地人或是觀光客都能在這間百年老店博物館
內享用老店美食，還能感受當年的風貌。
對照他現在的窘境，這樣的大夢，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對於一位創意人來說，只要夢想的
火花不熄，都有機會，再一次點燃令人驚艷的創意煙火。
http://forum.30.com.tw/Board/show.aspx?go=620
資人、管理者與經營者四種角色而疲於奔命兩年後，風光不再，還讓他揹上近億元的負債
。
他是「台灣故事館」創辦人吳傳治，2007年6月，他將這座位在台北車站商圈、占地1500
坪、號稱是亞洲最大的懷舊主題博物館出售後，暫時消失了行蹤，很多人都在關心：「吳
傳治到哪裡去了？」
原味還原六○年代，台灣懷舊先驅
暴瘦十幾公斤的吳傳治回到台中老家，回到他最初將創意點石成金的地方──香蕉新樂園
與上海新樂園，這兩家以懷舊為主題的餐廳，準備重新出發。
在最艱困的那段時間，躁鬱症與憂鬱症接踵襲來。有一段時間吳傳治在台北處理善後事宜
，常常拿起電話打給台中的妻子說：「我想哭。」就這麼痛哭了數次，為了上億的債務，
吳傳治散盡家產，房子、車子，一切歸零，當年他從無到有，今天，從有到無，重回原點
。現在的他，與兩年前的他，似乎沒什麼不一樣，又彷彿有點不一樣，原來，答案就在那
發白的兩鬢。
吳傳治感到非常心痛，望著遠方，他失落地說：「我承認我是失敗的，但是台灣故事館是
我在創意上的極致。」
吳傳治的創意，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原汁原味地還原了1960年代的台灣，這是五十三年
次的吳傳治心中台灣最美好的年代，不分族群的和平氛圍，齊心齊力為台灣的經濟起飛，
熱忱地貢獻。
那個民風淳樸的年代，一景一物都帶著濃厚人情味，許多五年級生至今仍懷念不已。正是
這種懷舊心態觸發了吳傳治，決心將它從夢想變為實際。
蒐集古物追尋過往，全台走透透
小時候因為家貧，吳傳治對於身邊的每件事物都十分珍惜，無論是友人贈送，或是在路邊
撿到的小東西，即便是一顆石頭、別人眼中沒有價值的日常用品，在他眼中，卻是值得保
留的珍寶。對於吳傳治來說，東西只有收藏，沒有丟棄，他的家裡，連床下都塞滿了他的
大小收藏，孩子總是抱怨，每次全家出遊，到頭來都變成爸爸的蒐集之旅。
吳傳治蒐集老東西的範圍，大到家具廚櫃，小至廣告傳單。當年，沒有網路拍賣，吳傳治
用他的雙腳，一步一步踏遍台灣各鄉村，一次又一次與鄉下老人聊天互動，又或者是聽說
哪些地區有舊房子要拆遷，他帶著相機，一點一滴蒐集、記錄下這些保留台灣過去歲月痕
跡的老東西。
即使現在網路拍賣盛行，很多老東西可以透過網拍獲得，吳傳治還是堅持用走透透的方式
親力而為，他說：「我享受的是尋找老物的過程，不是結果。」
二十年下來，他的收藏量驚人到必須租下逾兩百坪的倉庫才能容納，也開始把這些老東西
拿出來與大家分享。台中豐原的懷舊茶館是起步，因為大受歡迎，但店內陳列空間有限，
他開始構思如何完整打造1960年代的台灣，讓倉庫裡這些大大小小的老東西，回到它原本
應該存在的時空位置上。
這不是個容易的工程。位在台中市區內的香蕉新樂園，一進門，眼前展開的就是一條台灣
早期熱鬧又親切的鄉鎮街道，從雜貨店、商號、寫真館、理髮店與戲院，這些商家不是用
空洞的復古外觀呈現，而是重新被賦予生命力。商店內的每一件商品、常民用具都一樣不
缺，所有老東西都回到當年正確的位置，讓人恍若返還1960年代。
帶頭打造經濟規模，給創意人機會
一般訪客不容易注意到的小細節，才更顯出吳傳治的用心，像是雜貨店外被陽光長期照射
泛黃的牆壁、長期風吹雨打造成的牆壁雨痕，以及牆壁懸掛的相片與各種廣告宣傳，都是
1960年代台中居民實際生活的點滴。從當年廣告的形式、早期商家申請商業執照的格式等
，學美術設計出身的吳傳治，一一親手將它還原，找適合的材料，做最細膩的加工。
雜貨店裡各種商品的擺放方式，小至彈珠，大至門前停靠的一輛老式機車載著裝滿汽水的
木箱，他都努力還原當時場景，看起來就像這家雜貨鋪還在營業呢！這些毫不馬虎的小細
節累積起來，帶領參觀者穿梭時光隧道，返回了他們的青春歲月……
吳傳治說：「很多有創意的人只是想一想，但我是有執行能力的創意人。」他在台中相繼
打造的兩家懷舊餐館──香蕉新樂園與上海新樂園，一出手就成功，創造上億元的年營收
，證明他的創意，確實能吸引消費者；因為經營成績傑出，讓這位創意人不甘於只做一個
創意人，更要成為創業家，吳傳治說：「台灣現在只會製造很多的創意人，但是沒有創造
一個經濟規模給這些創意人。」
吳傳治相信自己有能力創造這樣的經濟規模，更希望深耕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因為，台
灣創意工作者需要機會。
但是，他卻重重跌了一跤。
起落人生勇敢作夢，原點再出發
失敗是最好的老師，只是代價往往高到幾乎難以承受，兩年前那位意氣風發的吳傳治不見
了，取而代之的沉潛與低調，「我不該身兼數職。」他認為，如果是創業初期，身兼數職
是可以並存的，但是隨著事業體逐漸成長，他沒有把經營與管理者的角色交由專業人士去
負責，反而讓自己陷入又是創意人又是投資人，又是管理經營者的角色，為此疲於奔命。
吳傳治選擇面對失敗，「會失敗就是不夠。」生活、事業都歸零，夜半，怎麼都無法入睡
，他強迫自己看書，靜下心來；他隨身攜帶一本空白筆記本，隨時隨地記下在腦海中浮光
掠影的想法。
雖然跌落谷底，但不變的是他追求完美的性格，吳傳治就是無法接受一個文化活動可以任
意抄襲，隨便舉辦。
「懷舊只是一個議題，我不是玩玩創意強說愁而已，我是打從心裡在乎這塊土地的人。」
吳傳治說，他現在得先想辦法還清債務。他打算再好好整頓這兩家目前仍然持續在獲利的
懷舊餐廳。
但是他仍有夢，他要打造一間百年老店博物館，還原百年前台灣各地傳統老店的風貌，再
邀請這些百年老店進駐實際經營，讓無論是在地人或是觀光客都能在這間百年老店博物館
內享用老店美食，還能感受當年的風貌。
對照他現在的窘境，這樣的大夢，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對於一位創意人來說，只要夢想的
火花不熄，都有機會，再一次點燃令人驚艷的創意煙火。
http://forum.30.com.tw/Board/show.aspx?go=620
2008年1月27日 星期日
全錄換Logo 展現新形象
【經濟日報╱林聰毅】
2008.01.27 04:51 am
看到全錄（Xerox）這個名字，腦海中還會浮現影印機的影像嗎？全錄對這種刻板印象非常感冒，畢竟這家公司已完全轉型，產品包羅萬象，涵蓋辦公室設備、文件流量處理與檔案管理軟體，不再只生產影印機。
最近，全錄的營收主要來自印表機與影印機，這些機器不僅可連上網路，還能供辦公室及高速出版使用。全錄在過去三年推出上百種產品，管理企業文件流量等服務，已成為業績快速成長的事業，所以全錄不想被認定只是一家硬體製造公司。
紅色小寫英文字 擺脫刻板
為擺脫外界刻板的印象，全錄推動了自1961年從Haloid Xerox公司名稱中拿掉Haloid以來，最全面的企業標幟變更計畫。全錄在1月7日公布了新企業標幟，用紅體的小寫英文字「xerox」，取代沿用了 40多年的紅色大寫英文字母「XEROX」，以呼應該公司廣告部門副總裁佛甘（Richard Vergan）提出的「反映全錄現況的品牌識別」主張。
全錄的企業新標幟包括兩大主體，在亮紅色的英文小寫字體「xerox」旁邊，有一顆表面有兩大束線橫亙交錯、形成「X」大寫字形的紅色球體。全錄執行長穆凱伊（Anne Mulcahy）說，這個X字略帶藝術風味，代表全錄要與客戶、合作夥伴、產業及創新連結。穆凱伊還強調，新標幟彰顯全錄是一家「有魅力、可親近、精通科技，並渴望在21世紀成為業界領導者」的公司。
全錄與品牌顧問業者Interbrand合作，花了18個月在世界各地訪談約5,000人，以了解全錄的企業標幟會讓他們聯想到什麼。之後，這個小組開始著手構思重塑品牌，保留全錄留給外界最美好印象的特色（例如可靠、穩定），揚棄不太好的形象（例如太正式、有點笨拙），最重要的是，加入一些現代感、創新與彈性等特質。
品牌重塑小組想要一個可用於網際網路及快速移動摩托車的企業標幟，就像在平面或電視媒體的宣傳廣告。Interbrand品牌資深董事史坦普說：「全錄在使用舊企業標幟時，根本沒有網際網路、廣告贊助，以及各種3D圖案。但當企業標幟可用動畫呈現，你就不會使用文字符號。」
史坦普說，品牌重塑小組選用小寫字體，因為看起來比較具有親和力，而且深紅的厚字體在網際網路與高畫質電視上更醒目。他們選用球體的目的，是取其向前邁進與圓滿之意。他們還設計了一系列各色捲線，希望讓人聯想到用以表達支持研究愛滋病及乳癌防治的絲帶。
全錄的新企業標幟不全然都代表新事物。研究顯示，全錄讓人們強烈聯想到紅色，因而保留了紅色字體。史坦普說，保留紅色有另一項意想不到的優勢，因為全錄的海外銷售比重很高，而且「在亞太地區，紅色會讓人聯想到幸運、吉祥、繁榮和親善」。
企業識別體醒目 增親和力
全錄計畫大張旗鼓展示與宣傳新識別標幟，這顆紅球可輕易用多媒體動畫呈現，尤其可傳送至手持裝置。佛甘說，今年數數百萬美元的宣傳費用，主要會花在新企業標幟上，但他未提確切金額。全錄的發言人莫勒透露，今年花在互動與線上媒體的宣傳預算，將比去年增加「兩位數」，同時將減少電視或平面等傳統媒體的廣告支出。
全錄的新商標宣傳能否一炮而紅，或只是白花冤枉錢，外界看法兩極化。顧問業者Sterling Brands公司總裁威廉斯說，全錄不再是一家守舊且過時的影印機製造商。小寫字體較不令人生畏，較能與客戶對話，少了權威味道。紅球則增添能量、年輕和動力。但品牌顧問業者Straightline International總裁華特拉斯說，更改字體無助於全錄擺脫印表機製造商的形象，「他們該做的是讓商標與某些產品連結，而非改字體」。
（取材自華爾街日報）
2008.01.27 04:51 am
看到全錄（Xerox）這個名字，腦海中還會浮現影印機的影像嗎？全錄對這種刻板印象非常感冒，畢竟這家公司已完全轉型，產品包羅萬象，涵蓋辦公室設備、文件流量處理與檔案管理軟體，不再只生產影印機。
最近，全錄的營收主要來自印表機與影印機，這些機器不僅可連上網路，還能供辦公室及高速出版使用。全錄在過去三年推出上百種產品，管理企業文件流量等服務，已成為業績快速成長的事業，所以全錄不想被認定只是一家硬體製造公司。
紅色小寫英文字 擺脫刻板
為擺脫外界刻板的印象，全錄推動了自1961年從Haloid Xerox公司名稱中拿掉Haloid以來，最全面的企業標幟變更計畫。全錄在1月7日公布了新企業標幟，用紅體的小寫英文字「xerox」，取代沿用了 40多年的紅色大寫英文字母「XEROX」，以呼應該公司廣告部門副總裁佛甘（Richard Vergan）提出的「反映全錄現況的品牌識別」主張。
全錄的企業新標幟包括兩大主體，在亮紅色的英文小寫字體「xerox」旁邊，有一顆表面有兩大束線橫亙交錯、形成「X」大寫字形的紅色球體。全錄執行長穆凱伊（Anne Mulcahy）說，這個X字略帶藝術風味，代表全錄要與客戶、合作夥伴、產業及創新連結。穆凱伊還強調，新標幟彰顯全錄是一家「有魅力、可親近、精通科技，並渴望在21世紀成為業界領導者」的公司。
全錄與品牌顧問業者Interbrand合作，花了18個月在世界各地訪談約5,000人，以了解全錄的企業標幟會讓他們聯想到什麼。之後，這個小組開始著手構思重塑品牌，保留全錄留給外界最美好印象的特色（例如可靠、穩定），揚棄不太好的形象（例如太正式、有點笨拙），最重要的是，加入一些現代感、創新與彈性等特質。
品牌重塑小組想要一個可用於網際網路及快速移動摩托車的企業標幟，就像在平面或電視媒體的宣傳廣告。Interbrand品牌資深董事史坦普說：「全錄在使用舊企業標幟時，根本沒有網際網路、廣告贊助，以及各種3D圖案。但當企業標幟可用動畫呈現，你就不會使用文字符號。」
史坦普說，品牌重塑小組選用小寫字體，因為看起來比較具有親和力，而且深紅的厚字體在網際網路與高畫質電視上更醒目。他們選用球體的目的，是取其向前邁進與圓滿之意。他們還設計了一系列各色捲線，希望讓人聯想到用以表達支持研究愛滋病及乳癌防治的絲帶。
全錄的新企業標幟不全然都代表新事物。研究顯示，全錄讓人們強烈聯想到紅色，因而保留了紅色字體。史坦普說，保留紅色有另一項意想不到的優勢，因為全錄的海外銷售比重很高，而且「在亞太地區，紅色會讓人聯想到幸運、吉祥、繁榮和親善」。
企業識別體醒目 增親和力
全錄計畫大張旗鼓展示與宣傳新識別標幟，這顆紅球可輕易用多媒體動畫呈現，尤其可傳送至手持裝置。佛甘說，今年數數百萬美元的宣傳費用，主要會花在新企業標幟上，但他未提確切金額。全錄的發言人莫勒透露，今年花在互動與線上媒體的宣傳預算，將比去年增加「兩位數」，同時將減少電視或平面等傳統媒體的廣告支出。
全錄的新商標宣傳能否一炮而紅，或只是白花冤枉錢，外界看法兩極化。顧問業者Sterling Brands公司總裁威廉斯說，全錄不再是一家守舊且過時的影印機製造商。小寫字體較不令人生畏，較能與客戶對話，少了權威味道。紅球則增添能量、年輕和動力。但品牌顧問業者Straightline International總裁華特拉斯說，更改字體無助於全錄擺脫印表機製造商的形象，「他們該做的是讓商標與某些產品連結，而非改字體」。
（取材自華爾街日報）
2008年1月26日 星期六
品牌人語》通路才是king
品牌人語》通路才是king
【經濟日報╱鄭秋霜 】
2008.01.26 04:40 am
品牌熱潮下，很多想靠文化創意創業的人都想自創品牌。ASO阿瘦皮鞋總經理羅榮岳提醒，想要做品牌的人，創意固然重要，更須認清品牌要有通路支撐，因為「通路是king」。
已經走過55個年頭的阿瘦皮鞋，從2002年的50周年起，將製造委外，轉型專心經營通路、產品開發及品牌行銷，今年1月剛公布的一項品牌大調查，再度蟬連男女鞋理想品牌第一名。
畢業自中原建築系的羅榮岳，是帶領ASO品牌轉型的靈魂人物。他說早年「阿瘦」的品牌名稱，有時可能會讓人質疑它的時尚感，後來經過品牌改造，除了加上英文發音名稱「A.S.O」，不斷強化年輕化與時尚化元素，並透過廣告金句「You A. S. O beautiful」的傳唱，一步步奠定ASO品牌的地位。
羅榮岳認為，不要以為品牌是萬能的，如果沒有布建通路，或通路根本不把你看在眼裡，品牌很難有所成，因為「從來只有聽說通路是king ，很少聽到品牌是king」。
他也以品牌連鎖業的經驗指出，「連鎖業不只要連得快，還要鎖得緊」，環環相扣很重要。因為當你會生產，不代表你會銷售；而如果你行銷的不好，客人就不會上門；這些產業鏈裡的每個環節，創意力、設計力、商品力、行銷力等，每個都很重要，「如果你有哪個部分很弱，那對經營品牌就會很危險」。
【經濟日報╱鄭秋霜 】
2008.01.26 04:40 am
品牌熱潮下，很多想靠文化創意創業的人都想自創品牌。ASO阿瘦皮鞋總經理羅榮岳提醒，想要做品牌的人，創意固然重要，更須認清品牌要有通路支撐，因為「通路是king」。
已經走過55個年頭的阿瘦皮鞋，從2002年的50周年起，將製造委外，轉型專心經營通路、產品開發及品牌行銷，今年1月剛公布的一項品牌大調查，再度蟬連男女鞋理想品牌第一名。
畢業自中原建築系的羅榮岳，是帶領ASO品牌轉型的靈魂人物。他說早年「阿瘦」的品牌名稱，有時可能會讓人質疑它的時尚感，後來經過品牌改造，除了加上英文發音名稱「A.S.O」，不斷強化年輕化與時尚化元素，並透過廣告金句「You A. S. O beautiful」的傳唱，一步步奠定ASO品牌的地位。
羅榮岳認為，不要以為品牌是萬能的，如果沒有布建通路，或通路根本不把你看在眼裡，品牌很難有所成，因為「從來只有聽說通路是king ，很少聽到品牌是king」。
他也以品牌連鎖業的經驗指出，「連鎖業不只要連得快，還要鎖得緊」，環環相扣很重要。因為當你會生產，不代表你會銷售；而如果你行銷的不好，客人就不會上門；這些產業鏈裡的每個環節，創意力、設計力、商品力、行銷力等，每個都很重要，「如果你有哪個部分很弱，那對經營品牌就會很危險」。
2008年1月16日 星期三
China Now? All over the UK in 2008
From
January 16, 2008
Cover of Vision Magazine by Chen Man
Forget Mao Zedong and the Terracotta Army: if you really want to understand modern China you need to get into The Dragon Tongue Squad.
That was the message yesterday from the organisers of China Now, a festival which is about to bombard Britons 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from visual arts to music to tea making, via football and mànhuà comics.
As “China's best and most established hip hop crew”, The Dragon Tongue Squad will be appearing at the Royal Opera House next month, one of more than 800 events taking place across Britain between Chinese New Year and the Beijing Olympics in August.
The aim is to make Britons as aware of China as a cultural powerhouse as they are of its booming economic and athletic potential.
Tony Hall, chief executive of the Royal Opera House, said: “It’s phenomenally important that we understand what makes China tick culturally, historically,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We are bringing over the National Ballet of China but we are also trying to surprise people and give the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on China with acts like the Dragon Tongue Squad. Are they any good? We’ll see but I’m told that they are.”
The idea for China Now came from the British business community and it has been two years in the planning.
Stephen Green, Chairman of China Now and Group Chairman of HSBC Holdings plc described the scale of the programme as “unique”.
“We are all aware of how China is changing the balance of the world economy but it isn’t just doing that.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a rich and proud cultural tradition. But it has not ossified and it is not looking back to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calligraphy. It is effervescent and developing rapidly. I very strongly believe that we need to engage culturally because there’s so much that we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
There is ground to make up. According to a survey carried out for HSBC last year 46 per cent of Chinese people knew that the British Prime Minister was either Gordon Brown or Tony Blair. In contrast only seven per cent of Britons identified Hu Jintao as President of China, the same number that thought Mao was still in charge.
China Now will spend 6 months attempting to make the country a little more familiar through exhibitions, performances and activities spanning film, comics, art, literature, music, design, science, technology, business, education and sport.
There will be Shaolin monks at Sadler’s Wells, an acrobatic Swan Lake at the Royal Opera House and the Flying Dragon Circus in Newcastle.
Chinese authors will turn out in force at the summer’s literary festivals while a Chinese Tea Culture Exhibition, created by the National Tea Museum in Hnagzhou will tour the country with a programme of tea-tastings, lectures and workshops.
China is now the world’s fourth largest art market and many of its leading contemporary artists will feature in a national exhibition trail taking in British regional museums and major London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British Museum, the Serpentine Gallery and the Saatchi Gallery.
One of the key commissions will be available to anyone, in the virtual world of Second Life, where Cao Fei, a video artist from Guangzhou has created a fictional society embracing communism, capitalism and Chinese mythology and named after Chinese currency.
It will be shown on giant public screens provided by the BBC in several UK cities this summer.
Lucy Charkin, art adviser to China Now said: “It’s a virtual China- a real mish mash of everything. Cao Fei is interested in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China. Anyone can buy property in RMB City, erect a skyscraper or build a museum, just like you can in modern China.”
The sound artists Zhong Minjie, Yan Jun and Wang Changcun have created a series of projects which will bring the clatter of Chinese streets, shops, bars, and offices to the Southbank Centre ballroom in London. At several other locations headphone walking tours will lead listeners through Chinese soundscapes in their local area. For example, when they pass a playground they will hear the sound of Chinese schoolchildren playing.
A major exhibition at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this spring will investigate the recent explosion of new design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Shenzhen.
There are grants and education pack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o introduce children to Mandarin, Chinese myths, Kung Fu and Beijing Opera. In Beijing, FA-qualified coaches are about to put 2,012 Chinese children through three months of intensive football training prior to a UK tour in May.
Alan Parker, the vice-chairman of China Now and chairman of the Brunswick Group said that the template for the programme was The Japan Festival held in 1991, which brought sumo wrestlers to the Albert Hall as part of a raft of Japanese themed cultural events.
“If you talk to the Anglo-Japanese community they say it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a really lasting way. It was also chaired by my father.”
The Times is a media partner for China Now, which runs from February 4 to July 27.
2007年6月27日 星期三
藝術家╱商人╱鬼才—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策略 (下)
【文／陳沛岑】
藝術企業：KaiKai KiKi走向全能的藝術公司
2001年，於無數的經驗累積之後，Hiropon工廠已逐漸成為一專業的藝術生產公司，村上隆把其重新命名為「KaiKai KiKi」（有勇敢、強壯之意），並賦予其更多元的任務。公司內部有超過100名的員工，分駐在紐約長島與東京廣尾町（Hiroo），專業細密地分工，主力放在：1、藝術品的生產、行銷；2、旗下六位簽約藝術家的經營管理、良好公共關係的打造；3、藝術策展與活動推廣：公司經理人部門的合作對象偏向選擇國內外知名的畫廊、美術館，企圖把旗下藝術家推上國際舞台，而當他們有機會在藝廊舉辦個展時，每賣出一張作品，公司即會向展出畫廊收取10%的佣金；4、藝術附屬產品的生產設計與行銷，如小到3塊美元的泡泡糖、公仔、鑰匙環，大至100萬美元的雕塑，由低至高的價格，完美地一網打盡各階層的消費族群。
2003年他在東京分公司更成立了一個專業的動畫工廠「Daikanyama」，負責把自己與旗下藝術家的作品轉成動畫，以助推廣與行銷。身為總監，他靈活地以商業頭腦經營公司，使其成為一有制度的企業，例如他向比爾．蓋茲（Bill Gates）學習，把數位資訊流動的觀點帶進工作環境，要求東京與紐約的組織通訊必須經由電子郵件，公司每人每天須以電郵交流工作進度，並利用數位工具創造跨部門的虛擬團隊，分享知識與即時利用彼此的觀念。而虛擬的網路市場建立，也不限定點地向全球顧客叫賣，提供多樣性的藝術商品；公司在每個月更以電子報的方式寄送新產品的資訊、與企業新訊給網路訂戶。
開創市場：Geisai藝術慶典的多重效應
村上隆認為日本藝術家在戰後普遍面臨的困境是：沒有一個可信賴的藝術市場，而日本拍賣市場的階級化、保守化，更無法長久地支持一個藝術家事業的建立與發展。於是，起初他的藝術策略是把精力投注在海外的作品行銷，而在看見成果之時，他選擇於有經濟能力時回到日本，企圖以自己的力量重建新型的市場模式；也呼籲年輕的藝術家須思考一些市場與自我經營的商業概念，才能在這殘酷、現實的藝術體制下生存。
從2001年起，他策劃了每年兩次的Geisai藝術慶典，設定極低的門檻限制，以申請制的模式開放給來自各地的日本藝術工作者，在他所提供的空間展出。雖然這個慶典每次只維持兩天，但在六年內，它的參觀人次逐年攀升，從第一屆的1,800人，至第十屆已暴增至9,809人（並有近1,000人的參展者），Geisai顯然已經在日本建立了自己的品牌與人氣，不少策展人與收藏家皆視此為尋找挖掘藝術新星的必來盛宴—Geisai業已成為年輕藝術家初出茅廬、一展身手的閃亮平台。
除了展覽之外，村上隆也找來國內外重量級的藝術家、策展人，如草間彌生（Yayoi Kusama）、柰良美智（Yoshitomo Nara）、南條史生（Fumio Nanjo）、艾略特（David Elliott）、佳士得當代藝術國際部門主管塞加洛（Philippe Segalot）擔任評委，選出前三名頒予獎項。這樣的評委陣容團隊，除了直接讓藝術世界的掌權者認識日本當代藝術的活力，也間接拓展了參展藝術家們的出線機會。得獎主在賽事之後，被邀請到國外參展的案例比比皆是，例如第五屆金獎得主木下雅雄（Masao Kinoshita）的雕塑作品受邀至佳士得送拍，登上拍賣舞台；第六屆金獎得主Erina Matsui作品深受法國卡地亞藝術基金會主任Herve Chandes喜愛，受邀至法國參與基金會舉辦的聯展。除此之外，村上隆年年幫得獎主的作品發行畫冊、書籍，亦向其他國際性的藝博會主動推薦他們的參與。Geisai在今日除了成功地打開了日本藝術的消費市場，也對年輕藝術家造成一股正向的鼓舞力量，並更加鞏固村上隆在藝術上教父級的地位。
延伸觸角：時尚異業結盟擁抱消費文化
村上隆並不把自己的活動侷限在純藝術領域，對於時尚界的邀請，他一向熱衷參與，例如他與三宅一生（Issey Miyake）在1999年首度結識後，次年便參與了他的服裝設計，發表了許多精彩的共同創作。而從2001至2004年，KaiKai KiKi公司旗下的高野綾（Aya Takano）、青島千穗（Chiho Aoshima）、及化名Mr.的藝術家Masakatsu Iwamoto皆與三宅一生的時尚工業進行緊密的合作，把他們卡漫風格的創作與服飾結合，其作品並於2004年聯展於巴黎頂尖的當代藝術畫廊「艾曼紐．帕洛汀」（Emmanuel Perrotin Galerie），掀起了一股時尚與藝術工藝結合的風潮。
2003年，村上隆接受時尚設計師馬克．雅各（Marc Jacobs）的邀請，重新為老牌LV換上新裝，把他的超扁平藝術理論與可愛的創作角色運用於包包設計上，營造雙贏的結果與可觀的附加價值—除為村上隆的事業再創高峰外，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指出，他的LV手提包及其他延伸性商品設計，在2003年已為LV創下3億美元的進帳。村上隆在此擁抱、親吻普羅文化的態度也表露無遺，並同時把自己打造成藝術界與時尚界的明星！
擁抱未來：永遠的變色龍
紐約的新當代美術館（New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董事菲力普（Lisa Phillips） 說：「村上隆的作品混合了幻想、啟示與純真。這些都是當代渴求的元素，而他的公共雕塑、巨型作品編輯計畫、商品化的生產線與共同合作的工作策略是非常有野心與企圖心的計畫。」除了企圖心，我們甚至可以說，村上隆是個近乎全方位的藝術家，他像變色龍般地轉換自己的顏色，恣意地遊走在創作者、策展人、經理人、公司總裁、理論家、藝術導師的多重身分之中，展現令人驚豔的演出與高度的敏銳度。他日前在紐約高古軒畫廊（Gagosian Gallery）舉辦了新作展，其中嶄新地融入了日本的禪學元素，一幅幅村氏達摩圖現身其中，在開慕典禮時更有現場茶道演出，再度掀起一股旋風。其不拘於過往形式、求新求變的精神更是他的致勝關鍵！
【典藏今藝術2007年6月號】
藝術企業：KaiKai KiKi走向全能的藝術公司
2001年，於無數的經驗累積之後，Hiropon工廠已逐漸成為一專業的藝術生產公司，村上隆把其重新命名為「KaiKai KiKi」（有勇敢、強壯之意），並賦予其更多元的任務。公司內部有超過100名的員工，分駐在紐約長島與東京廣尾町（Hiroo），專業細密地分工，主力放在：1、藝術品的生產、行銷；2、旗下六位簽約藝術家的經營管理、良好公共關係的打造；3、藝術策展與活動推廣：公司經理人部門的合作對象偏向選擇國內外知名的畫廊、美術館，企圖把旗下藝術家推上國際舞台，而當他們有機會在藝廊舉辦個展時，每賣出一張作品，公司即會向展出畫廊收取10%的佣金；4、藝術附屬產品的生產設計與行銷，如小到3塊美元的泡泡糖、公仔、鑰匙環，大至100萬美元的雕塑，由低至高的價格，完美地一網打盡各階層的消費族群。
2003年他在東京分公司更成立了一個專業的動畫工廠「Daikanyama」，負責把自己與旗下藝術家的作品轉成動畫，以助推廣與行銷。身為總監，他靈活地以商業頭腦經營公司，使其成為一有制度的企業，例如他向比爾．蓋茲（Bill Gates）學習，把數位資訊流動的觀點帶進工作環境，要求東京與紐約的組織通訊必須經由電子郵件，公司每人每天須以電郵交流工作進度，並利用數位工具創造跨部門的虛擬團隊，分享知識與即時利用彼此的觀念。而虛擬的網路市場建立，也不限定點地向全球顧客叫賣，提供多樣性的藝術商品；公司在每個月更以電子報的方式寄送新產品的資訊、與企業新訊給網路訂戶。
開創市場：Geisai藝術慶典的多重效應
村上隆認為日本藝術家在戰後普遍面臨的困境是：沒有一個可信賴的藝術市場，而日本拍賣市場的階級化、保守化，更無法長久地支持一個藝術家事業的建立與發展。於是，起初他的藝術策略是把精力投注在海外的作品行銷，而在看見成果之時，他選擇於有經濟能力時回到日本，企圖以自己的力量重建新型的市場模式；也呼籲年輕的藝術家須思考一些市場與自我經營的商業概念，才能在這殘酷、現實的藝術體制下生存。
從2001年起，他策劃了每年兩次的Geisai藝術慶典，設定極低的門檻限制，以申請制的模式開放給來自各地的日本藝術工作者，在他所提供的空間展出。雖然這個慶典每次只維持兩天，但在六年內，它的參觀人次逐年攀升，從第一屆的1,800人，至第十屆已暴增至9,809人（並有近1,000人的參展者），Geisai顯然已經在日本建立了自己的品牌與人氣，不少策展人與收藏家皆視此為尋找挖掘藝術新星的必來盛宴—Geisai業已成為年輕藝術家初出茅廬、一展身手的閃亮平台。
除了展覽之外，村上隆也找來國內外重量級的藝術家、策展人，如草間彌生（Yayoi Kusama）、柰良美智（Yoshitomo Nara）、南條史生（Fumio Nanjo）、艾略特（David Elliott）、佳士得當代藝術國際部門主管塞加洛（Philippe Segalot）擔任評委，選出前三名頒予獎項。這樣的評委陣容團隊，除了直接讓藝術世界的掌權者認識日本當代藝術的活力，也間接拓展了參展藝術家們的出線機會。得獎主在賽事之後，被邀請到國外參展的案例比比皆是，例如第五屆金獎得主木下雅雄（Masao Kinoshita）的雕塑作品受邀至佳士得送拍，登上拍賣舞台；第六屆金獎得主Erina Matsui作品深受法國卡地亞藝術基金會主任Herve Chandes喜愛，受邀至法國參與基金會舉辦的聯展。除此之外，村上隆年年幫得獎主的作品發行畫冊、書籍，亦向其他國際性的藝博會主動推薦他們的參與。Geisai在今日除了成功地打開了日本藝術的消費市場，也對年輕藝術家造成一股正向的鼓舞力量，並更加鞏固村上隆在藝術上教父級的地位。
延伸觸角：時尚異業結盟擁抱消費文化
村上隆並不把自己的活動侷限在純藝術領域，對於時尚界的邀請，他一向熱衷參與，例如他與三宅一生（Issey Miyake）在1999年首度結識後，次年便參與了他的服裝設計，發表了許多精彩的共同創作。而從2001至2004年，KaiKai KiKi公司旗下的高野綾（Aya Takano）、青島千穗（Chiho Aoshima）、及化名Mr.的藝術家Masakatsu Iwamoto皆與三宅一生的時尚工業進行緊密的合作，把他們卡漫風格的創作與服飾結合，其作品並於2004年聯展於巴黎頂尖的當代藝術畫廊「艾曼紐．帕洛汀」（Emmanuel Perrotin Galerie），掀起了一股時尚與藝術工藝結合的風潮。
2003年，村上隆接受時尚設計師馬克．雅各（Marc Jacobs）的邀請，重新為老牌LV換上新裝，把他的超扁平藝術理論與可愛的創作角色運用於包包設計上，營造雙贏的結果與可觀的附加價值—除為村上隆的事業再創高峰外，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指出，他的LV手提包及其他延伸性商品設計，在2003年已為LV創下3億美元的進帳。村上隆在此擁抱、親吻普羅文化的態度也表露無遺，並同時把自己打造成藝術界與時尚界的明星！
擁抱未來：永遠的變色龍
紐約的新當代美術館（New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董事菲力普（Lisa Phillips） 說：「村上隆的作品混合了幻想、啟示與純真。這些都是當代渴求的元素，而他的公共雕塑、巨型作品編輯計畫、商品化的生產線與共同合作的工作策略是非常有野心與企圖心的計畫。」除了企圖心，我們甚至可以說，村上隆是個近乎全方位的藝術家，他像變色龍般地轉換自己的顏色，恣意地遊走在創作者、策展人、經理人、公司總裁、理論家、藝術導師的多重身分之中，展現令人驚豔的演出與高度的敏銳度。他日前在紐約高古軒畫廊（Gagosian Gallery）舉辦了新作展，其中嶄新地融入了日本的禪學元素，一幅幅村氏達摩圖現身其中，在開慕典禮時更有現場茶道演出，再度掀起一股旋風。其不拘於過往形式、求新求變的精神更是他的致勝關鍵！
【典藏今藝術2007年6月號】
藝術家╱商人╱鬼才—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策略 (上)
【文／陳沛岑】
提到村上隆，首先映入你腦中的印象會是什麼？是那個跟時尚工業龍頭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合作，創作微笑櫻花包、色彩繽紛的LV印花壓字包的設計師？還是外表看起來像流浪漢，蓄著長髮戴著眼鏡的日本藝術家？或是藝術慶典Geisai 的創辦人？不論你以什麼方式來認識村上隆，不可否認的是—他異軍突起地擺脫藝術家之於貧窮的等號，及其掀動新世代藝術浪潮的能耐。
村上隆，1962年生於東京一個平凡的家庭，父親是計程車司機，母親為全職家庭主婦；大學時他進入國立東京當代藝術與音樂大學（Toky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Fine Art and Music）就讀，1993年獲博士畢業於東大，主修日本傳統繪畫。然而，這樣的他，在近年創造了近乎神話般的紀錄，例如在拍賣市場上，芝加哥藏家艾迪斯（Stefan Edis）於2003年的佳士得拍賣會以56萬7,500美元買下他在1996年創作的一個帶有強烈卡漫特質，六呎高的玻璃纖維女侍雕塑《Miss ko2》。同年，佳士得老闆皮諾（Francois Pinault）以150萬美元委託他製作一個30呎高，充滿童趣的《Tongarikun》，以及四個環繞在旁的香菇變形人物玻璃纖維群像，齊展於洛克斐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從那時起，村上隆成功地吸引歐美人士的目光，他的名字並羅列在諸多藏家的收藏名單之中，許多的創作甚至在正式開始繪做之前即已售出。除此之外，東、西方的藝評家們也肯定其藝術地位，屢屢稱他是日本的安迪．沃荷（Andy Warhol）。究竟，他是如何能獲致今日的成功？作為一個藝術家，他的生存要訣又是什麼？
競爭優勢：日本次文化的極致表現
雖然村上隆早年亦嘗試做了些近西方思潮的觀念性作品；然而在博士畢業後赴紐約駐村其間，他體會到倘若要在國際藝術世界佔有一席之地，必定要走出自己的路、找到本身的特殊性。於是一連串的冒險與試驗隨之展開—他改而從日本尋找藝術表現的養分，轉往後現代日本文化分析，提煉出屬於日本的文化獨特性。村上隆在觀察與分析的過程中，他發現了兩個日本世代的特質—對於漫畫、卡通等次文化的著迷及其衍生出的御宅族（Otaku）現象，與可愛（Kawaii）的當代文化。
村上隆說：「動畫在日本是個巨型工業，它廣泛地被傳播，大眾在成長的過程中也一直不斷地閱視它。動漫甚至可以說是部分日本的國族意識。」卡漫無疑是日本共同的世代語言；而御宅族指的則是熱衷於動畫、漫畫及電腦遊戲等次文化的人，通常有收集各式模型的癖好。針對此一特質，村上隆從中汲取部分日本卡漫的特殊性：暴力美學、帶有性隱喻的人物，以及御宅族對模型收藏的狂熱，將它轉化到藝術上。這類的代表作品有1997年驚世駭俗的《Hiropon》，一個有著大眼睛、張嘴露齒微笑，與過大、正噴出乳汁的巨型乳房—集情色誘惑力與美麗於一身的七呎高女孩塑像，宛如御宅族收藏的美少女（Bishojo）模型放大版。針對此作，村上隆自言：「我的靈感來自於一款以巨乳少女為主角的遊戲，在這個畸形少女的身上，我看到了日本文化的深厚歷史，日本人的性自卑以及逐漸變態的性文化。我意識到如果將她做成作品的話，將帶來多麼大的衝擊！」這樣的衝擊，的確撼動了藝術世界，打響了他的知名度。
在接續的創作中，1998年的《我的寂寞牛仔》(My Lonesome Cowboy)也延續了這些元素，只是這次的主角變成男性。而於1999年後期，他開始討論可愛的文化現象，思考著為何Hello Kitty、口袋怪物會受大眾喜愛？它們在市場上的生存祕訣與普遍性為何？這樣的秘訣沿用到藝術上是否也同時有效？村上隆分析著共通的「可愛的原則」，找到了一個決定可愛角色的系統─「在圓形之中兩個像眼睛的圓點，與一個微笑的嘴巴」。無數可愛的角色於是乎被創造出來，如Mr. DOB、Mr. Pointy、微笑花朵、色彩繽紛的磨菇、熊貓；然而，可愛背後的無深度虛空，也透過無數的角色複製呈現於畫面之中。面對這樣的作品，在西方人眼中，它們滿足了其對日本異國文化的想像與刻板印象，與表面繁瑣、無深度的文化特質。而在多數東方人眼中，若不深究作品中隱含的嚴肅議題，可愛的人物外表便毫不費力地擄獲了大眾的心。村上隆的招牌語彙也就此建立起來，對新世代的族群招手微笑。
創作哲學：精緻生產，大量繁衍
村上隆並非單打獨鬥的創作，他在1994、1996年分別在紐約布魯克林與東京設立了工作室，在東京的空間命名為「Hiropon工廠」，招募助手來幫助他實踐其對繪畫與雕塑想法、把觀念轉成藝術品。村上隆早期的作品一向堅持手繪的原則，然不一定皆由他所繪。通常在創作時，他會先在電腦上畫草稿，再請助手修圖，在經過他的確認後，助手會用電腦印出完稿，再一絲不茍地按大小、比例、顏色畫到帆布上。從2003年開始，他每年大概會為100張畫作及為數不少的雕塑、設計作品簽名，而作品在完成後，即會被裝箱運往世界各地。雖然其中不乏相似度極高的作品，但村上隆自言：「不怕重複自己的作品，只要市場有需要，便會生產。」
村上隆的大量生產藝術策略打破了傳統藝術品「獨一無二的哲學」（one-of-a-kind philosophy），企圖創造最大的產值。他認為：「複製作品是其中一個方式，它可讓其他的國家體會、浸凐於日本文化之中。對於世界上相對的少數民族（像日本人）來說，他們需要為更好的生存機會做選擇；就像某些物種一次會產下大量的卵得以爭取延續物種生命的機會一般，我的藝術也是如此！」
【典藏今藝術2007年6月號】
提到村上隆，首先映入你腦中的印象會是什麼？是那個跟時尚工業龍頭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合作，創作微笑櫻花包、色彩繽紛的LV印花壓字包的設計師？還是外表看起來像流浪漢，蓄著長髮戴著眼鏡的日本藝術家？或是藝術慶典Geisai 的創辦人？不論你以什麼方式來認識村上隆，不可否認的是—他異軍突起地擺脫藝術家之於貧窮的等號，及其掀動新世代藝術浪潮的能耐。
村上隆，1962年生於東京一個平凡的家庭，父親是計程車司機，母親為全職家庭主婦；大學時他進入國立東京當代藝術與音樂大學（Toky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Fine Art and Music）就讀，1993年獲博士畢業於東大，主修日本傳統繪畫。然而，這樣的他，在近年創造了近乎神話般的紀錄，例如在拍賣市場上，芝加哥藏家艾迪斯（Stefan Edis）於2003年的佳士得拍賣會以56萬7,500美元買下他在1996年創作的一個帶有強烈卡漫特質，六呎高的玻璃纖維女侍雕塑《Miss ko2》。同年，佳士得老闆皮諾（Francois Pinault）以150萬美元委託他製作一個30呎高，充滿童趣的《Tongarikun》，以及四個環繞在旁的香菇變形人物玻璃纖維群像，齊展於洛克斐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從那時起，村上隆成功地吸引歐美人士的目光，他的名字並羅列在諸多藏家的收藏名單之中，許多的創作甚至在正式開始繪做之前即已售出。除此之外，東、西方的藝評家們也肯定其藝術地位，屢屢稱他是日本的安迪．沃荷（Andy Warhol）。究竟，他是如何能獲致今日的成功？作為一個藝術家，他的生存要訣又是什麼？
競爭優勢：日本次文化的極致表現
雖然村上隆早年亦嘗試做了些近西方思潮的觀念性作品；然而在博士畢業後赴紐約駐村其間，他體會到倘若要在國際藝術世界佔有一席之地，必定要走出自己的路、找到本身的特殊性。於是一連串的冒險與試驗隨之展開—他改而從日本尋找藝術表現的養分，轉往後現代日本文化分析，提煉出屬於日本的文化獨特性。村上隆在觀察與分析的過程中，他發現了兩個日本世代的特質—對於漫畫、卡通等次文化的著迷及其衍生出的御宅族（Otaku）現象，與可愛（Kawaii）的當代文化。
村上隆說：「動畫在日本是個巨型工業，它廣泛地被傳播，大眾在成長的過程中也一直不斷地閱視它。動漫甚至可以說是部分日本的國族意識。」卡漫無疑是日本共同的世代語言；而御宅族指的則是熱衷於動畫、漫畫及電腦遊戲等次文化的人，通常有收集各式模型的癖好。針對此一特質，村上隆從中汲取部分日本卡漫的特殊性：暴力美學、帶有性隱喻的人物，以及御宅族對模型收藏的狂熱，將它轉化到藝術上。這類的代表作品有1997年驚世駭俗的《Hiropon》，一個有著大眼睛、張嘴露齒微笑，與過大、正噴出乳汁的巨型乳房—集情色誘惑力與美麗於一身的七呎高女孩塑像，宛如御宅族收藏的美少女（Bishojo）模型放大版。針對此作，村上隆自言：「我的靈感來自於一款以巨乳少女為主角的遊戲，在這個畸形少女的身上，我看到了日本文化的深厚歷史，日本人的性自卑以及逐漸變態的性文化。我意識到如果將她做成作品的話，將帶來多麼大的衝擊！」這樣的衝擊，的確撼動了藝術世界，打響了他的知名度。
在接續的創作中，1998年的《我的寂寞牛仔》(My Lonesome Cowboy)也延續了這些元素，只是這次的主角變成男性。而於1999年後期，他開始討論可愛的文化現象，思考著為何Hello Kitty、口袋怪物會受大眾喜愛？它們在市場上的生存祕訣與普遍性為何？這樣的秘訣沿用到藝術上是否也同時有效？村上隆分析著共通的「可愛的原則」，找到了一個決定可愛角色的系統─「在圓形之中兩個像眼睛的圓點，與一個微笑的嘴巴」。無數可愛的角色於是乎被創造出來，如Mr. DOB、Mr. Pointy、微笑花朵、色彩繽紛的磨菇、熊貓；然而，可愛背後的無深度虛空，也透過無數的角色複製呈現於畫面之中。面對這樣的作品，在西方人眼中，它們滿足了其對日本異國文化的想像與刻板印象，與表面繁瑣、無深度的文化特質。而在多數東方人眼中，若不深究作品中隱含的嚴肅議題，可愛的人物外表便毫不費力地擄獲了大眾的心。村上隆的招牌語彙也就此建立起來，對新世代的族群招手微笑。
創作哲學：精緻生產，大量繁衍
村上隆並非單打獨鬥的創作，他在1994、1996年分別在紐約布魯克林與東京設立了工作室，在東京的空間命名為「Hiropon工廠」，招募助手來幫助他實踐其對繪畫與雕塑想法、把觀念轉成藝術品。村上隆早期的作品一向堅持手繪的原則，然不一定皆由他所繪。通常在創作時，他會先在電腦上畫草稿，再請助手修圖，在經過他的確認後，助手會用電腦印出完稿，再一絲不茍地按大小、比例、顏色畫到帆布上。從2003年開始，他每年大概會為100張畫作及為數不少的雕塑、設計作品簽名，而作品在完成後，即會被裝箱運往世界各地。雖然其中不乏相似度極高的作品，但村上隆自言：「不怕重複自己的作品，只要市場有需要，便會生產。」
村上隆的大量生產藝術策略打破了傳統藝術品「獨一無二的哲學」（one-of-a-kind philosophy），企圖創造最大的產值。他認為：「複製作品是其中一個方式，它可讓其他的國家體會、浸凐於日本文化之中。對於世界上相對的少數民族（像日本人）來說，他們需要為更好的生存機會做選擇；就像某些物種一次會產下大量的卵得以爭取延續物種生命的機會一般，我的藝術也是如此！」
【典藏今藝術2007年6月號】
2007年6月25日 星期一
通路行銷人才 品牌國際化
【2007/06/25 經濟日報/鄭秋霜】
「我現在最想找的是能幫我去捷克、去世界各地做通路的人才，因為文化品牌最好是由自
己人去服務，『以夷制夷』很難詮釋品牌的文化精神特色，而且市場也不會掌握在自己手
上。」
法藍瓷（Franz）總裁陳立恆日前應「孫運璿先生管理紀念講座」之邀，以「文化創意」
為題發表演講，一語道出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品牌進軍海外，欠缺國際通路行銷服務人才的
問題。
品牌之路 以夷制夷行不通
陳立恆在自創品牌法藍瓷之前，曾經營多元事業，不過在諸多事業體中，特別愛好與專精
禮品藝品，一手創建的海暢集團，所設計製造的藝品廣布世界各地，全球員工6,000人。
海暢集團為歐美名廠加工多年後，陳立恆決定自創品牌，推出造型精緻、色彩豐富的陶瓷
作品，定位為「有功能的藝術品」，「法藍瓷」目前是台灣知名的文創品牌之一。
「成功的品牌植根於文化。」陳立恆觀察，文化其實就是生活，存在於我們的DNA裡，我
們現在推文化創意產業，就是要向全世界展現台灣人能創造出來的更好的生活形態，「但
商品的文化精神，該靠誰來說清楚、講明白？」
文化創意產業要走品牌之路，陳立恆認為，「以夷制夷」行不通。他解釋，「品牌要有文
化精神，才可能成功，但外國人很難詮釋出我們對文化的體會，也不會為我們的精神文化
效勞地那麼徹底。」
文化滲透 精神性潛移默化
陳立恆強調，耕耘國際通路須培養很多國際人才，直接進入那個市場，才能真正建立自己
的通路，「否則通路還是掌握在外國人手裡，哪天外國員工不幹了，可能把你的通路整個
帶走，因為那些通路小店從沒跟你互動過，對你的忠誠度不夠。」
陳立恆指出，品牌若能走向國際通路，就可能變成文化滲透，就像走在布拉格街頭，能看
到法藍瓷的產品，那就是一種文化滲透。不過，他強調「文化必須低調才能滲透，如果大
辣辣的，通常還沒進去人家國家大門，就會先被幹掉。」
品牌國際化，售後服務也是不容忽視的課題。陳立恆解釋，售後服務不只是顧客購買的產
品壞了，去幫他修理，而應涵蓋文宣、店面擺設，甚至電話問候。
談到國際通路行銷服務人才的欠缺，陳立恆形容「國際通路的行銷服務人才，就像是外交
官」，不過，台灣人對這個領域較為生疏。他解釋，事實上，在全球化趨勢下，很多老外
都是處處為家，到哪都能落地生根；相形之下，台灣人很少警覺地球村的趨勢，少有「就
地服務」的觀念，動不動就想回家，無形中失去某一種文化滲透力。
陳立恆有感而發地說，台灣產業發展這麼多年來，「培養了貿易人才，但沒有國際通路的
行銷服務人才。」後者是台灣自創文化品牌走向國際化時，最需借重的人才。
國際通路 先要布廣再布深
法藍瓷的國際通路布建策略是「先布廣、再布深」，以目前全球6,000個通路點，一年
1,800萬美元的銷售金額來看，平均一個點的銷售額約3,000美元。
陳立恆坦言，這樣的金額，「看起來好像很少，但其實也很有機會。」因為法藍瓷要打國
際戰，不求眼前獲利，而是強化全球布局、人才培育，只要人才跟得上，他相信未來就可
期待銷售額呈兩倍、四倍等倍數成長。
將心比心 商品能打動人心
散布世界各地的銷售點，也是法藍瓷掌握全球市場第一手訊息的前哨站，隨時回報當地市
場的銷售排行榜，回饋最新的市場機會，讓法藍瓷設計團隊的策略及計畫，可以更貼近市
場需求。
陳立恆表示，商品要感動人，必須先「Mind to Mind」（將心比心），去體會目標消費者
的生活，設計出他們想要的產品，才能得到「Money to Money」的回報。
他深信，人文藝術最能感動人心、激發想像及豐富生活，這正是文化創意產業的機會，不
過必須靠更多人才投入國際通路行銷服務的行列，才能讓我國文化，隨著商品深植各地人
心，「如果沒有國際通路，做國際品牌會很艱苦。」
「我現在最想找的是能幫我去捷克、去世界各地做通路的人才，因為文化品牌最好是由自
己人去服務，『以夷制夷』很難詮釋品牌的文化精神特色，而且市場也不會掌握在自己手
上。」
法藍瓷（Franz）總裁陳立恆日前應「孫運璿先生管理紀念講座」之邀，以「文化創意」
為題發表演講，一語道出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品牌進軍海外，欠缺國際通路行銷服務人才的
問題。
品牌之路 以夷制夷行不通
陳立恆在自創品牌法藍瓷之前，曾經營多元事業，不過在諸多事業體中，特別愛好與專精
禮品藝品，一手創建的海暢集團，所設計製造的藝品廣布世界各地，全球員工6,000人。
海暢集團為歐美名廠加工多年後，陳立恆決定自創品牌，推出造型精緻、色彩豐富的陶瓷
作品，定位為「有功能的藝術品」，「法藍瓷」目前是台灣知名的文創品牌之一。
「成功的品牌植根於文化。」陳立恆觀察，文化其實就是生活，存在於我們的DNA裡，我
們現在推文化創意產業，就是要向全世界展現台灣人能創造出來的更好的生活形態，「但
商品的文化精神，該靠誰來說清楚、講明白？」
文化創意產業要走品牌之路，陳立恆認為，「以夷制夷」行不通。他解釋，「品牌要有文
化精神，才可能成功，但外國人很難詮釋出我們對文化的體會，也不會為我們的精神文化
效勞地那麼徹底。」
文化滲透 精神性潛移默化
陳立恆強調，耕耘國際通路須培養很多國際人才，直接進入那個市場，才能真正建立自己
的通路，「否則通路還是掌握在外國人手裡，哪天外國員工不幹了，可能把你的通路整個
帶走，因為那些通路小店從沒跟你互動過，對你的忠誠度不夠。」
陳立恆指出，品牌若能走向國際通路，就可能變成文化滲透，就像走在布拉格街頭，能看
到法藍瓷的產品，那就是一種文化滲透。不過，他強調「文化必須低調才能滲透，如果大
辣辣的，通常還沒進去人家國家大門，就會先被幹掉。」
品牌國際化，售後服務也是不容忽視的課題。陳立恆解釋，售後服務不只是顧客購買的產
品壞了，去幫他修理，而應涵蓋文宣、店面擺設，甚至電話問候。
談到國際通路行銷服務人才的欠缺，陳立恆形容「國際通路的行銷服務人才，就像是外交
官」，不過，台灣人對這個領域較為生疏。他解釋，事實上，在全球化趨勢下，很多老外
都是處處為家，到哪都能落地生根；相形之下，台灣人很少警覺地球村的趨勢，少有「就
地服務」的觀念，動不動就想回家，無形中失去某一種文化滲透力。
陳立恆有感而發地說，台灣產業發展這麼多年來，「培養了貿易人才，但沒有國際通路的
行銷服務人才。」後者是台灣自創文化品牌走向國際化時，最需借重的人才。
國際通路 先要布廣再布深
法藍瓷的國際通路布建策略是「先布廣、再布深」，以目前全球6,000個通路點，一年
1,800萬美元的銷售金額來看，平均一個點的銷售額約3,000美元。
陳立恆坦言，這樣的金額，「看起來好像很少，但其實也很有機會。」因為法藍瓷要打國
際戰，不求眼前獲利，而是強化全球布局、人才培育，只要人才跟得上，他相信未來就可
期待銷售額呈兩倍、四倍等倍數成長。
將心比心 商品能打動人心
散布世界各地的銷售點，也是法藍瓷掌握全球市場第一手訊息的前哨站，隨時回報當地市
場的銷售排行榜，回饋最新的市場機會，讓法藍瓷設計團隊的策略及計畫，可以更貼近市
場需求。
陳立恆表示，商品要感動人，必須先「Mind to Mind」（將心比心），去體會目標消費者
的生活，設計出他們想要的產品，才能得到「Money to Money」的回報。
他深信，人文藝術最能感動人心、激發想像及豐富生活，這正是文化創意產業的機會，不
過必須靠更多人才投入國際通路行銷服務的行列，才能讓我國文化，隨著商品深植各地人
心，「如果沒有國際通路，做國際品牌會很艱苦。」
2007年6月16日 星期六
兵馬俑原創商品 大陸驚艷
【聯合晚報╱記者黃玉芳/台北報導】
2007.06.16 02:01 pm
號稱世界第八大奇蹟的兵馬俑，也是走在流行尖端的酷哥？因為當今走紅的混搭風，兩千
多年前已經看得到，這些流行元素也應用在這次紀念品開發，讓陝西文物局大為驚艷，也
有意與台灣合作，將這一系列創意商品帶到其他國家的展場販售。
文化創意商品的商機無限，根據估計，每一位參觀博物館的民眾，平均會購買一百元的商
品。因此搭配展覽的紀念品也越來越受重視。這次兵馬俑的相關紀念品，除了少數由大陸
進口，多數都是由台灣原創，從小小的20元胸章到180公分高的原尺寸兵馬俑複製品，琳
瑯滿目，其中也有不少巧思。
祥瀧公司總經理鄭瑤婷說，除了單純的將圖案轉印到馬克杯、T恤等商品上，採用了不少
兵馬俑身上的元素。很難想像，兵馬俑雖然是男性戰士的服裝，但是不管是鎧甲、縐褶上
衣、雲紋片裙、垮褲等相互搭配，和現在青少年流行的多層次混搭穿法很類似。
而且不僅領巾的打法有圍繞整個脖子，也有打成蝴蝶結，頭髮上各式編髮或是梳成的髮髻
，也成因俑而異，這些都可化身為時尚元素，以領巾、髮髻為造型的項鍊、手環、戒指、
胸針等，將陽剛味十足的兵馬俑轉化為精緻的飾品。
還有以一片片石甲片連綴而成的厚重石鎧甲，也是難得出借的展品，開發紀念品時也相中
了它的特殊性，作成背心，整件背心釘了上百顆卯釘，不過是以絨及厚棉製成，所以材質
較輕，不像原來的鎧甲一般笨重，但遠看跟原來的石鎧甲很相似，吸引不少人購買。
不僅有用品，這次還有將兵馬俑製成棒棒糖，以及瓦當與米格紋磚形狀的手工巧克力，也
都是詢問度很高的商品。鄭瑤婷說，為了拉近與年輕人的距離，還將兵馬俑設計成Q版公
仔，並且有這次展覽「招牌」的綠面跪射俑布偶娃娃。
多元的設計，連西安當地都看不到。由於兵馬俑是外國向大陸借展率很高的熱門文物，因
此陝西文物局也有意與台灣合作，在國外其他大型博物館，作為長銷商品，或是在借展到
其他國家時，販售這一系列台灣研發的紀念品。
【2007/06/16 聯合晚報】
2007.06.16 02:01 pm
號稱世界第八大奇蹟的兵馬俑，也是走在流行尖端的酷哥？因為當今走紅的混搭風，兩千
多年前已經看得到，這些流行元素也應用在這次紀念品開發，讓陝西文物局大為驚艷，也
有意與台灣合作，將這一系列創意商品帶到其他國家的展場販售。
文化創意商品的商機無限，根據估計，每一位參觀博物館的民眾，平均會購買一百元的商
品。因此搭配展覽的紀念品也越來越受重視。這次兵馬俑的相關紀念品，除了少數由大陸
進口，多數都是由台灣原創，從小小的20元胸章到180公分高的原尺寸兵馬俑複製品，琳
瑯滿目，其中也有不少巧思。
祥瀧公司總經理鄭瑤婷說，除了單純的將圖案轉印到馬克杯、T恤等商品上，採用了不少
兵馬俑身上的元素。很難想像，兵馬俑雖然是男性戰士的服裝，但是不管是鎧甲、縐褶上
衣、雲紋片裙、垮褲等相互搭配，和現在青少年流行的多層次混搭穿法很類似。
而且不僅領巾的打法有圍繞整個脖子，也有打成蝴蝶結，頭髮上各式編髮或是梳成的髮髻
，也成因俑而異，這些都可化身為時尚元素，以領巾、髮髻為造型的項鍊、手環、戒指、
胸針等，將陽剛味十足的兵馬俑轉化為精緻的飾品。
還有以一片片石甲片連綴而成的厚重石鎧甲，也是難得出借的展品，開發紀念品時也相中
了它的特殊性，作成背心，整件背心釘了上百顆卯釘，不過是以絨及厚棉製成，所以材質
較輕，不像原來的鎧甲一般笨重，但遠看跟原來的石鎧甲很相似，吸引不少人購買。
不僅有用品，這次還有將兵馬俑製成棒棒糖，以及瓦當與米格紋磚形狀的手工巧克力，也
都是詢問度很高的商品。鄭瑤婷說，為了拉近與年輕人的距離，還將兵馬俑設計成Q版公
仔，並且有這次展覽「招牌」的綠面跪射俑布偶娃娃。
多元的設計，連西安當地都看不到。由於兵馬俑是外國向大陸借展率很高的熱門文物，因
此陝西文物局也有意與台灣合作，在國外其他大型博物館，作為長銷商品，或是在借展到
其他國家時，販售這一系列台灣研發的紀念品。
【2007/06/16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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