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記者陶福媛／台北報導】
2008.03.27 04:26 am
故宮收藏的老祖宗遺產，果然是個挖不完的金礦。Alessi與故宮合作的「清宮家族」系列，在全球廣受歡迎，本季Alessi乘勝追擊再推出「東方傳奇」系列，義大利設計師Stefano Giovannoni以故宮收藏的傳統民俗畫作中擷取元素，如金魚、蓮花、百合鳥、猴子等，創作一系列的家飾品，預計又會在全球熱賣。
Alessi表示，「清宮家族」以清朝乾隆皇帝的畫像，創造造型可愛的清宮家族成員，如今已推出第二季，銷售業績比預期還要高出三倍，不但歐美人士很喜歡，前往故宮參觀的日本、中國大陸觀光客也都會買回家當紀念。
今年Alessi再度與故宮合作，這一次設計師Stefano Giovannoni選擇有台灣本土風味的年畫、民俗畫如金魚、天堂鳥、百合鳥等，而且色彩採用「台灣紅」的牡丹色、鮮綠、豔紅等，色彩繽紛喧鬧，很有台灣味，與前兩季的中國風大不相同。
目前「東方傳奇」系列已在台灣搶先上市，單品售價從1,300元起跳，有胡椒罐、糖罐等餐桌用品。
2008年3月27日 星期四
2008年3月14日 星期五
台灣嘸設計？
【text／馬修；photo／曾敬福】
蔣友柏嗆外國設計師是「塞」？ DFUN 還原專訪第一手報導！
橙果設計執行長蔣友柏接受 2 月號 DFUN 專訪，在我們出刊後引起各界熱烈的關注，與電視、平面和網路媒體的轉述報導。身為當天的採訪者，我想我有必要藉此機會回應一下各界諸多反應。為免蔣友柏的言論在本刊變成一言堂的觀點，我們也嘗試訪問一些設計師，針對他的觀點呈現出一些外界的意見。
從事媒體工作十多年，我深信一篇報導文章其實很難呈現原貌。從傳播哲學的觀點，「真相」只在時間的當下產生意義，「還原真相」變成一種不可能的遺憾。所以，這篇回應也只算是一種「勉力嘗試的企圖心」。
說實在的，可以約訪蔣友柏、甚至是說服他進棚拍照，一開始是超出我們期待的。因為蔣友柏特殊的背景，我了解許許多多媒體都有極大的意願邀訪；很多媒體界的朋友也知道，蔣友柏極少進棚拍照。所以，無論他的專訪引起怎樣的效應，我們還是非常感謝他願意破例為 DFUN 的改版「犧牲」。
直率的蔣友柏其實非常不喜歡拍照，更遑論進棚！在專訪前的溝通過程，我與橙果的公關主管約定好：不化妝、不做造型、拍照時間不超過半小時。蔣友柏冷峻的形象，加上這「三不」，其實讓我在專訪前就感受到「這次專訪是一次不輕鬆的任務」。
我的壓力著實也感染了當天的名攝影師曾敬福。經過與阿福的溝通，拍照當天的氣氛其實也是少有的緊繃。只見與無數大明星交手過的阿福，在過程中頻頻跟友柏說謝謝。令人意外的，蔣友柏覺得渾身不自在、打恭作揖，也三番兩次回以：「你別一直跟我說謝謝，是我該謝謝你才對吧！」
我跟阿福是多年好友，事後我糗他「你怎麼一直跟友柏說謝謝啊，很不像你喔！」阿福說「因為不知要跟他說什麼？」一個上午統計下來，可能是友柏說謝謝的次數還比我們多呢！
這是我感受到，與螢光幕上不同的蔣友柏。他的謙恭。
設計圈是他自己的舞台。在開放的言論市場上，蔣友柏以設計圈從業者的角色談他的設計觀點，絕對有其正當性。媒體如果算是發言機器，我們都不否認，蔣友柏的家世光環確實讓他先天上就佔據了有利的發言位置，成為媒體競逐的所謂「媒體寵兒」。
公眾人物當然應該謹言慎行，但，觀點卻是可受公評之事。蔣友柏的直言不悔，這點，至少是我、與幾位我熟識的設計人都感到激賞。
就我從事媒體相關工作十餘年的經驗，絕大部分的公眾人物選擇與鄉愿同行。我時常在採訪過程中聽到的 off record（不能報導）的字眼，我願意這樣說，大部分讀者看到的報導文章，都是一種採訪與受訪的妥協關係。
這點，至少蔣友柏的坦白是一種氣魄，沒有任何 off record 的扭捏作態。
如剛剛所言，這篇小短文，只試圖從記者的角度讓讀者接近一點現場氣氛。我們在後面的文章中摘錄一些設計人的看法（還是無法完整呈現每個人的意見），做為一點點平衡。裡面有好有壞。從媒體的角度，也只能很謙卑地讓可受公評的觀點呈現多方意見。至於我擔任 DFUN 雜誌的總編輯，我的觀點還是回到「總編的話」裡發表個人意見比較好！
教授、設計師、記者、網友各界反應
DFUN 2 月號蔣友柏專訪摘要
柏語錄之 1：很多朋友說蔣友柏是個「塞」。
柏語錄之 2：外國設計師對我來說都是塞！因為他們一直覺得台灣的設計都很爛。
柏語錄之 3：台灣設計界有個問題，當他們的利益受到威脅的時候，他們就會擺「我是個設計師，你不了解我」的悲劇姿態。
柏語錄之 4：台灣設計界最大的問題是「老師」。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所)教授兼設計學院院長 賴淑玲
我覺得他有病，再跟他耗下去，是浪費我自己的生命。懶得理他！
阿信（DFUN 創意設計家俱樂部，西肯設計公司資深設計師）
我覺得說外國設計師都是「塞」這應該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一種反諷！外國人可以批評我們是塞，我們何時可以理直氣壯的反嗆回去？
我瞭解台灣設計師總是會委屈自己去配合廠商的要求，所以蔣友柏這樣說也反映了許多設計師的心情，設計出的東西往往被客戶一改再改，即使很不情願也沒辦法。
其實一開始對於蔣友柏有點反感，但從商業的角度來看，他的這些作法與說法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對。或許能透過蔣友柏這個在社會上比較有影響力的角色來教育民眾，一同檢視台灣設計界的問題。國外得獎的產品其實很多也是台灣設計師設計、或是台灣製造的，台灣一定有能力可以做設計！
蔡漢翔（DFUN 創意設計家俱樂部，成大工業設計系二年級）
因為還在學校就讀，對於設計界實際的狀況還沒有太全面的瞭解。但目前在學校學習的內容有些的確不太清楚對未來的發展有什麼幫助。
黃少韋（DFUN 創意設計家俱樂部，Vizio 瑞軒科技高級設計師）
對於蔣友柏的說法我沒有什麼特別的看法。不過我覺得台灣近期已經開始對「設計」這件事情有比較多的關注，也比較積極的在發展這個領域。不過還有很大一段空間需要努力，台灣企業對產品設計的著墨程度和國外相比，還是太薄弱了！
羅立德（台灣藝術大學）
只能說他是個很厲害的商人，這篇文章的標題下的也很好，因為蔣友柏在設計界真的很「塞」！
Morson（創河設計總監）
國內設計師 Morson 進一步闡述，設計 → Design → 滴塞（豬屎）！他認為設計本身就是種能量，就像點燃一根火柴，光和熱但也只是瞬間，要能遇上企業這桶汽油，才具有驚人的爆發力，而企業要是沒有設計來點燃，汽油是跟水沒兩樣，這之間缺一不可，端看怎麼讓「滴塞」變黃金！
台灣人向來跟「寒吉（蕃薯）」一樣具有強韌的生命力，隨處可開花結果，同樣也造就台灣設計師逆來順受的特質，台灣設計師懂得學習多方的能力，包容多樣的文化，因為台灣設計師必須設計符合歐、美、日的市場，台灣跟設計師一樣為這個世界貢獻很多，很多東西大家都知道「Made in Taiwan」但台灣卻始終都沒有身分地位，甚至連「Design in Taiwan」都不敢講，台灣設計師缺乏的並不是能力是自信還有發揮的舞台。
蔣友柏在訪問中批評台灣的設計教育出了問題！這部份與其說是老師的問題，不如說是教育制度的僵化。台灣師資制度還拘泥於老八股的「學位制」，工業設計系裡有多少老師具備了機械背景？擁有豐富的實務經驗？還可以兼具國際化與在地化的觀點？學校教育跟企業市場脫節是現代教育制度下各個領域都面臨到的問題。設計講求的是一分的天份 + 九十九分的努力，要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一分天份，才能成為真正的設計師，當然要是有九十九分的努力，也是不錯的所謂「工程師」（很多設計師在職場上都是掛名工程師）。在這部份蔣友柏也的確道中了台灣設計界後起之秀養成的問題。
師傅也只是領進門，修行還是要靠個人，老師並不是萬能的上帝，大學也只是提供個學習的舞台，一切都還是要靠自己 。就算王羲之般的奇才也要寫完一缸墨水，試問現在的設計師有沒有這樣的學習精神？還是半桶水就響叮噹？
angelosu（網友）
「利用部落格來做行銷」這一點我覺得沒有什麼錯耶，如果你有產品、你有理念，而且剛好也有部落格，你想推銷產品、想推廣理念，難道不會想用部落格來行銷嗎？這個時代如果不用部落格來行銷那肯定是落伍的。
【DFUN 設計風尚誌 2008. Mar. No.18】
蔣友柏嗆外國設計師是「塞」？ DFUN 還原專訪第一手報導！
橙果設計執行長蔣友柏接受 2 月號 DFUN 專訪，在我們出刊後引起各界熱烈的關注，與電視、平面和網路媒體的轉述報導。身為當天的採訪者，我想我有必要藉此機會回應一下各界諸多反應。為免蔣友柏的言論在本刊變成一言堂的觀點，我們也嘗試訪問一些設計師，針對他的觀點呈現出一些外界的意見。
從事媒體工作十多年，我深信一篇報導文章其實很難呈現原貌。從傳播哲學的觀點，「真相」只在時間的當下產生意義，「還原真相」變成一種不可能的遺憾。所以，這篇回應也只算是一種「勉力嘗試的企圖心」。
說實在的，可以約訪蔣友柏、甚至是說服他進棚拍照，一開始是超出我們期待的。因為蔣友柏特殊的背景，我了解許許多多媒體都有極大的意願邀訪；很多媒體界的朋友也知道，蔣友柏極少進棚拍照。所以，無論他的專訪引起怎樣的效應，我們還是非常感謝他願意破例為 DFUN 的改版「犧牲」。
直率的蔣友柏其實非常不喜歡拍照，更遑論進棚！在專訪前的溝通過程，我與橙果的公關主管約定好：不化妝、不做造型、拍照時間不超過半小時。蔣友柏冷峻的形象，加上這「三不」，其實讓我在專訪前就感受到「這次專訪是一次不輕鬆的任務」。
我的壓力著實也感染了當天的名攝影師曾敬福。經過與阿福的溝通，拍照當天的氣氛其實也是少有的緊繃。只見與無數大明星交手過的阿福，在過程中頻頻跟友柏說謝謝。令人意外的，蔣友柏覺得渾身不自在、打恭作揖，也三番兩次回以：「你別一直跟我說謝謝，是我該謝謝你才對吧！」
我跟阿福是多年好友，事後我糗他「你怎麼一直跟友柏說謝謝啊，很不像你喔！」阿福說「因為不知要跟他說什麼？」一個上午統計下來，可能是友柏說謝謝的次數還比我們多呢！
這是我感受到，與螢光幕上不同的蔣友柏。他的謙恭。
設計圈是他自己的舞台。在開放的言論市場上，蔣友柏以設計圈從業者的角色談他的設計觀點，絕對有其正當性。媒體如果算是發言機器，我們都不否認，蔣友柏的家世光環確實讓他先天上就佔據了有利的發言位置，成為媒體競逐的所謂「媒體寵兒」。
公眾人物當然應該謹言慎行，但，觀點卻是可受公評之事。蔣友柏的直言不悔，這點，至少是我、與幾位我熟識的設計人都感到激賞。
就我從事媒體相關工作十餘年的經驗，絕大部分的公眾人物選擇與鄉愿同行。我時常在採訪過程中聽到的 off record（不能報導）的字眼，我願意這樣說，大部分讀者看到的報導文章，都是一種採訪與受訪的妥協關係。
這點，至少蔣友柏的坦白是一種氣魄，沒有任何 off record 的扭捏作態。
如剛剛所言，這篇小短文，只試圖從記者的角度讓讀者接近一點現場氣氛。我們在後面的文章中摘錄一些設計人的看法（還是無法完整呈現每個人的意見），做為一點點平衡。裡面有好有壞。從媒體的角度，也只能很謙卑地讓可受公評的觀點呈現多方意見。至於我擔任 DFUN 雜誌的總編輯，我的觀點還是回到「總編的話」裡發表個人意見比較好！
教授、設計師、記者、網友各界反應
DFUN 2 月號蔣友柏專訪摘要
柏語錄之 1：很多朋友說蔣友柏是個「塞」。
柏語錄之 2：外國設計師對我來說都是塞！因為他們一直覺得台灣的設計都很爛。
柏語錄之 3：台灣設計界有個問題，當他們的利益受到威脅的時候，他們就會擺「我是個設計師，你不了解我」的悲劇姿態。
柏語錄之 4：台灣設計界最大的問題是「老師」。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所)教授兼設計學院院長 賴淑玲
我覺得他有病，再跟他耗下去，是浪費我自己的生命。懶得理他！
阿信（DFUN 創意設計家俱樂部，西肯設計公司資深設計師）
我覺得說外國設計師都是「塞」這應該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一種反諷！外國人可以批評我們是塞，我們何時可以理直氣壯的反嗆回去？
我瞭解台灣設計師總是會委屈自己去配合廠商的要求，所以蔣友柏這樣說也反映了許多設計師的心情，設計出的東西往往被客戶一改再改，即使很不情願也沒辦法。
其實一開始對於蔣友柏有點反感，但從商業的角度來看，他的這些作法與說法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對。或許能透過蔣友柏這個在社會上比較有影響力的角色來教育民眾，一同檢視台灣設計界的問題。國外得獎的產品其實很多也是台灣設計師設計、或是台灣製造的，台灣一定有能力可以做設計！
蔡漢翔（DFUN 創意設計家俱樂部，成大工業設計系二年級）
因為還在學校就讀，對於設計界實際的狀況還沒有太全面的瞭解。但目前在學校學習的內容有些的確不太清楚對未來的發展有什麼幫助。
黃少韋（DFUN 創意設計家俱樂部，Vizio 瑞軒科技高級設計師）
對於蔣友柏的說法我沒有什麼特別的看法。不過我覺得台灣近期已經開始對「設計」這件事情有比較多的關注，也比較積極的在發展這個領域。不過還有很大一段空間需要努力，台灣企業對產品設計的著墨程度和國外相比，還是太薄弱了！
羅立德（台灣藝術大學）
只能說他是個很厲害的商人，這篇文章的標題下的也很好，因為蔣友柏在設計界真的很「塞」！
Morson（創河設計總監）
國內設計師 Morson 進一步闡述，設計 → Design → 滴塞（豬屎）！他認為設計本身就是種能量，就像點燃一根火柴，光和熱但也只是瞬間，要能遇上企業這桶汽油，才具有驚人的爆發力，而企業要是沒有設計來點燃，汽油是跟水沒兩樣，這之間缺一不可，端看怎麼讓「滴塞」變黃金！
台灣人向來跟「寒吉（蕃薯）」一樣具有強韌的生命力，隨處可開花結果，同樣也造就台灣設計師逆來順受的特質，台灣設計師懂得學習多方的能力，包容多樣的文化，因為台灣設計師必須設計符合歐、美、日的市場，台灣跟設計師一樣為這個世界貢獻很多，很多東西大家都知道「Made in Taiwan」但台灣卻始終都沒有身分地位，甚至連「Design in Taiwan」都不敢講，台灣設計師缺乏的並不是能力是自信還有發揮的舞台。
蔣友柏在訪問中批評台灣的設計教育出了問題！這部份與其說是老師的問題，不如說是教育制度的僵化。台灣師資制度還拘泥於老八股的「學位制」，工業設計系裡有多少老師具備了機械背景？擁有豐富的實務經驗？還可以兼具國際化與在地化的觀點？學校教育跟企業市場脫節是現代教育制度下各個領域都面臨到的問題。設計講求的是一分的天份 + 九十九分的努力，要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一分天份，才能成為真正的設計師，當然要是有九十九分的努力，也是不錯的所謂「工程師」（很多設計師在職場上都是掛名工程師）。在這部份蔣友柏也的確道中了台灣設計界後起之秀養成的問題。
師傅也只是領進門，修行還是要靠個人，老師並不是萬能的上帝，大學也只是提供個學習的舞台，一切都還是要靠自己 。就算王羲之般的奇才也要寫完一缸墨水，試問現在的設計師有沒有這樣的學習精神？還是半桶水就響叮噹？
angelosu（網友）
「利用部落格來做行銷」這一點我覺得沒有什麼錯耶，如果你有產品、你有理念，而且剛好也有部落格，你想推銷產品、想推廣理念，難道不會想用部落格來行銷嗎？這個時代如果不用部落格來行銷那肯定是落伍的。
【DFUN 設計風尚誌 2008. Mar. No.18】
2008年3月7日 星期五
躍登中國設計舞台 巫永堅，堅持獨特，台灣創意打造上海世博會「海寶」
【文／江佩蓉】
2007年的聖誕節，來自台灣，在中國打拚六年的巫永堅收到一份大禮。上海世界博覽會主辦單位宣布，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吉祥物「海寶」，將以他的設計藍圖為基底。在舉世注目的上海灘，巫永堅打敗全球2萬6000件競爭作品，一戰成名。
恭賀電話和詢問的客戶，讓高安路上永堅企業形象策畫公司的辦公室擠了個水洩不通。採訪當天，巫永堅剛簽下一樁280萬人民幣（約合新台幣1260萬元）的年度合約，是2007年總營收的一半以上。
當世界工廠轉變為最具發展潛力的消費市場，第三度創業的巫永堅此刻更堅定信念，三年前，來對了，這是他職涯規畫中最重要的里程碑。「能在上海生存下來，沒有地方不能活！」他說。世界五百大企業，都已經進入中國，更有超過五成將中國總部設在上海，這裡是中國廣告業發展最蓬勃的城市。
屈身壓力鍋，錢少事多求磨練
從1996年開始，連續十年上海市廣告業產值成長都達到兩位數，台灣卻陷入不進反退的窘境，根據台灣尼爾森媒體研究顯示，2007年台灣五大媒體廣告量較同年期衰退5％。
2006年上海市廣告產值達到272億人民幣（約新台幣1224億元），是同年度台灣廣告市場規模的2.5倍。廣告支出約占上海市民生產毛額GDP的2.6％，比世界各國平均值高出一個百分點。因此，2005年底大陸廣告業完全開放後，全球前十大廣告業者紛紛加碼，積極搶進中國市場。
但是，要在中國市場勝出，光靠專業技術遠遠不夠，要先摸透這個市場的人，讀懂他們的心，這一課，卻是巫永堅花了三千多個日子才學會。
復興美工畢業的巫永堅，從學生時期就是各大獎項的常勝軍。進入奧美擔任插畫工作期間，先後參加了企業的形象設計案件，包括二十餘年未曾改變的「伯朗咖啡」、年輕人喜愛的「左岸咖啡」、「六福村樂園」的吉祥物等，都出自巫永堅之手。
年輕的巫永堅對自己的能力相當有信心，直至參加同學的聚會，才知道一山還有一山高。那個年代，台灣購入日本卡通，必須仰賴手工重繪後才能在台灣播映，卡通製作公司也因此得以蓬勃發展。在宏廣卡通製作體系中工作的同學，一天可以畫出20到30張的插畫，工作量是巫永堅的三倍。他想試試自己的能耐，將自己丟到高壓的環境中磨練。
雖然薪水是過去三分之一，他還是決定接下這份新工作。他希望自己能到卡通製作公司練基本工，訓練自己繪畫速度，並且學習過去不懂的拓印法，紋路複製與電腦貼圖等技巧。十個月後，他辭職，開設了自己的工作室。
首度出擊，負債3000萬慘澹收場
過去累積的人脈與經驗在此時發酵，成功來得容易來得早。巫永堅靠著一張1500到3000元不等的案件，和每張1萬元的廣告插畫，創業第一個月營收就有18萬元，這段時間的拚搏讓他累積了第一桶金，並且成家立業在南港買了第一幢價值千萬的豪宅，這一年，他才27歲。
事業的順遂讓巫永堅起了更大的野心。25歲那年，他與友人合夥創設「騰視覺藝術有限公司」，打造「Dino Club」可愛小恐龍的自有品牌，巫永堅擔任設計總監，帶領六十名設計師團隊，負責設計相關周邊商品。創業之途遠比當初設想的艱辛，600坪廠房每月的管銷費用，以及廣告行銷預算都遠遠超出預期。不到兩年，初期集資3000萬元用罄，公司的訂單與銷售狀況卻一直未見起色。
巫永堅的首次創業，就以負債3000萬慘澹收場，房子也被迫削價出售還債。他重新拿起畫筆，回到十幾坪的工作室，開始沒日沒夜接案的還債生涯。但是創立品牌的夢想卻未曾消失，他等待的是一個機會。
在事業最低潮的時刻，他遇見生命中的貴人，為他開啟了前進中國的那扇門。
1992年，巫永堅第一次到廣東參與兩岸設計會議，這是第一次，巫永堅打破過去對中國的落後印象，真正認識開放後的新中國。「中國市場遠比我想像中的進步太多了，品牌的發展需要的正是這樣的市場。」他說。對於這個發展中的新市場，巫永堅躍躍欲試，但前次創業的失敗讓他知道必須更謹慎。
【本文摘自30雜誌3月號】
2007年的聖誕節，來自台灣，在中國打拚六年的巫永堅收到一份大禮。上海世界博覽會主辦單位宣布，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吉祥物「海寶」，將以他的設計藍圖為基底。在舉世注目的上海灘，巫永堅打敗全球2萬6000件競爭作品，一戰成名。
恭賀電話和詢問的客戶，讓高安路上永堅企業形象策畫公司的辦公室擠了個水洩不通。採訪當天，巫永堅剛簽下一樁280萬人民幣（約合新台幣1260萬元）的年度合約，是2007年總營收的一半以上。
當世界工廠轉變為最具發展潛力的消費市場，第三度創業的巫永堅此刻更堅定信念，三年前，來對了，這是他職涯規畫中最重要的里程碑。「能在上海生存下來，沒有地方不能活！」他說。世界五百大企業，都已經進入中國，更有超過五成將中國總部設在上海，這裡是中國廣告業發展最蓬勃的城市。
屈身壓力鍋，錢少事多求磨練
從1996年開始，連續十年上海市廣告業產值成長都達到兩位數，台灣卻陷入不進反退的窘境，根據台灣尼爾森媒體研究顯示，2007年台灣五大媒體廣告量較同年期衰退5％。
2006年上海市廣告產值達到272億人民幣（約新台幣1224億元），是同年度台灣廣告市場規模的2.5倍。廣告支出約占上海市民生產毛額GDP的2.6％，比世界各國平均值高出一個百分點。因此，2005年底大陸廣告業完全開放後，全球前十大廣告業者紛紛加碼，積極搶進中國市場。
但是，要在中國市場勝出，光靠專業技術遠遠不夠，要先摸透這個市場的人，讀懂他們的心，這一課，卻是巫永堅花了三千多個日子才學會。
復興美工畢業的巫永堅，從學生時期就是各大獎項的常勝軍。進入奧美擔任插畫工作期間，先後參加了企業的形象設計案件，包括二十餘年未曾改變的「伯朗咖啡」、年輕人喜愛的「左岸咖啡」、「六福村樂園」的吉祥物等，都出自巫永堅之手。
年輕的巫永堅對自己的能力相當有信心，直至參加同學的聚會，才知道一山還有一山高。那個年代，台灣購入日本卡通，必須仰賴手工重繪後才能在台灣播映，卡通製作公司也因此得以蓬勃發展。在宏廣卡通製作體系中工作的同學，一天可以畫出20到30張的插畫，工作量是巫永堅的三倍。他想試試自己的能耐，將自己丟到高壓的環境中磨練。
雖然薪水是過去三分之一，他還是決定接下這份新工作。他希望自己能到卡通製作公司練基本工，訓練自己繪畫速度，並且學習過去不懂的拓印法，紋路複製與電腦貼圖等技巧。十個月後，他辭職，開設了自己的工作室。
首度出擊，負債3000萬慘澹收場
過去累積的人脈與經驗在此時發酵，成功來得容易來得早。巫永堅靠著一張1500到3000元不等的案件，和每張1萬元的廣告插畫，創業第一個月營收就有18萬元，這段時間的拚搏讓他累積了第一桶金，並且成家立業在南港買了第一幢價值千萬的豪宅，這一年，他才27歲。
事業的順遂讓巫永堅起了更大的野心。25歲那年，他與友人合夥創設「騰視覺藝術有限公司」，打造「Dino Club」可愛小恐龍的自有品牌，巫永堅擔任設計總監，帶領六十名設計師團隊，負責設計相關周邊商品。創業之途遠比當初設想的艱辛，600坪廠房每月的管銷費用，以及廣告行銷預算都遠遠超出預期。不到兩年，初期集資3000萬元用罄，公司的訂單與銷售狀況卻一直未見起色。
巫永堅的首次創業，就以負債3000萬慘澹收場，房子也被迫削價出售還債。他重新拿起畫筆，回到十幾坪的工作室，開始沒日沒夜接案的還債生涯。但是創立品牌的夢想卻未曾消失，他等待的是一個機會。
在事業最低潮的時刻，他遇見生命中的貴人，為他開啟了前進中國的那扇門。
1992年，巫永堅第一次到廣東參與兩岸設計會議，這是第一次，巫永堅打破過去對中國的落後印象，真正認識開放後的新中國。「中國市場遠比我想像中的進步太多了，品牌的發展需要的正是這樣的市場。」他說。對於這個發展中的新市場，巫永堅躍躍欲試，但前次創業的失敗讓他知道必須更謹慎。
【本文摘自30雜誌3月號】
2008年3月4日 星期二
倫敦設計到了「重新設計」的時候了！
【text／Stanley Huang；photo／Stanley Huang（黃俊銘，倫敦政經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設計」也有「身分認同」的困難？倫敦設計博物館一項新的設計大獎，打破傳統取向，其分類的新趨勢，足以說明，英國引以為傲的所謂「設計」，是到了「重新設計」（redesigning）的時候了。
「設計」也有「身分認同」的困難？倫敦設計博物館在保險業者的贊助之下，宣布啟動一項新的設計大獎「Brit Insurance Design Awards」。它將獎項分為建築、平面設計、時尚、產品、傢俱、互動新媒體、交通等七大類，打破傳統取向。英國媒體分析，該獎分類的新趨勢，足以說明，英國引以為傲的所謂「設計」，是到了「重新設計」（redesigning）的時候了。
此話怎說？倫敦設計博物館從 2003 年開始頒發「年度設計師大獎」，設計過 iPod、iPhone 的 Jonathan Ive 是 2003 年首屆得主，可謂實至名歸。不過 2005 年選了設計監獄、學校管理系統的 Hilary Cottam，就被認為有點「離譜」了，保守派博物館董事甚至不客氣地批評：「如果 Hilary Cottam 都可以稱為「設計師」，我也許可以提名出版社老闆角逐布克獎（The Man Booker Prize，英國最重要的小說文學獎）」。
設計，究竟指涉一種「功能」；一種「服務」；還是設計本身就是一項產品？今年館方不再頒給「設計師」，改以就作品論作品，並將七大分類清楚列出，彷彿為過去如系統服務、虛擬建築等非「設計」類別，展開「正名」的工程。
入圍的一百件作品，除了 Herzog & de Meuron 的北京「鳥巢」，SANAA 的「The New Museum」及 Thomas Heatherwick 的「East Beach Cafe」等主流大作，名氣實在凌駕該獎項。也有像 Martino Gamper 的「100 Chairs in 100 days」等創意之作，他以「天下沒有完美的椅子」為概念，一百天改裝一百張椅子，由於取材限破舊椅子，部分組裝之後反而流露古典氣息，在展場相當受注意。另外，巴黎去年七月在街頭推出的流動自行車系統（Velib Communal Bicycles），取代公車及地鐵；倫敦在尖峰時段推出的塞車稅（Extension of Congestion Charging），還有為開發中國家孩童設計的超迷你 laptop，也都在入圍名單。
作品此刻正在設計博物館展出至 4 月 27 日；3 月 18 日將揭曉得獎作品，獎金為 25000 英鎊。
「設計」也有「身分認同」的困難？倫敦設計博物館一項新的設計大獎，打破傳統取向，其分類的新趨勢，足以說明，英國引以為傲的所謂「設計」，是到了「重新設計」（redesigning）的時候了。
「設計」也有「身分認同」的困難？倫敦設計博物館在保險業者的贊助之下，宣布啟動一項新的設計大獎「Brit Insurance Design Awards」。它將獎項分為建築、平面設計、時尚、產品、傢俱、互動新媒體、交通等七大類，打破傳統取向。英國媒體分析，該獎分類的新趨勢，足以說明，英國引以為傲的所謂「設計」，是到了「重新設計」（redesigning）的時候了。
此話怎說？倫敦設計博物館從 2003 年開始頒發「年度設計師大獎」，設計過 iPod、iPhone 的 Jonathan Ive 是 2003 年首屆得主，可謂實至名歸。不過 2005 年選了設計監獄、學校管理系統的 Hilary Cottam，就被認為有點「離譜」了，保守派博物館董事甚至不客氣地批評：「如果 Hilary Cottam 都可以稱為「設計師」，我也許可以提名出版社老闆角逐布克獎（The Man Booker Prize，英國最重要的小說文學獎）」。
設計，究竟指涉一種「功能」；一種「服務」；還是設計本身就是一項產品？今年館方不再頒給「設計師」，改以就作品論作品，並將七大分類清楚列出，彷彿為過去如系統服務、虛擬建築等非「設計」類別，展開「正名」的工程。
入圍的一百件作品，除了 Herzog & de Meuron 的北京「鳥巢」，SANAA 的「The New Museum」及 Thomas Heatherwick 的「East Beach Cafe」等主流大作，名氣實在凌駕該獎項。也有像 Martino Gamper 的「100 Chairs in 100 days」等創意之作，他以「天下沒有完美的椅子」為概念，一百天改裝一百張椅子，由於取材限破舊椅子，部分組裝之後反而流露古典氣息，在展場相當受注意。另外，巴黎去年七月在街頭推出的流動自行車系統（Velib Communal Bicycles），取代公車及地鐵；倫敦在尖峰時段推出的塞車稅（Extension of Congestion Charging），還有為開發中國家孩童設計的超迷你 laptop，也都在入圍名單。
作品此刻正在設計博物館展出至 4 月 27 日；3 月 18 日將揭曉得獎作品，獎金為 25000 英鎊。
2008年2月29日 星期五
CHANEL Mobile Art 香奈兒工藝大展
自由時報╱自由時報 2008-02-29 06:03
時尚龍頭藝術新境
走進Chanel香港太子店對面、通往中環舊天星碼頭停車場的地下道，沿著高掛的「Mobile Art」海報指引，登上舊天星碼頭停車場天台，宛如星際太空降下的一「坨」白色大物「攤」在眼前。
記者方惠宗／香港報導
攝影／記者黃世澤
感覺就像慢慢地從車水馬龍的喧囂，走入一處令人瞠目結舌的景象。這座宛如「幽浮」的Chanel「Mobile Art」展場，設計者是04年獲建築界最高榮譽的普立茲克建築獎的薩哈．哈蒂（Zaha Hadid）。她是有史以來第一位女性、最年輕、完成最少作品的獲獎建築師。
時尚結合建築大師
又一樁
Zaha Hadid獲獎那年，台中古根漢美術館推動計畫，原本預定請她執掌設計大事，但可惜的是計畫後來胎死腹中。台灣當年無緣擁有前衛之作，Zaha Hadid現在為Chanel「Mobile Art」設計這座預製件組裝（Prefabricated）的建築物，猶如倫敦在1851年首屆世界工業博覽會所蓋的展場「水晶宮」（水晶宮是世上第一座預製件組裝建築物），讓它無論在技術上或概念上，都在建築史上留下非同小可的註腳。
「Mobile Art」展場為方便在不同城市間的大量搬運過程，由300片玻璃纖維及750組鋼樑、連串延伸式的弧度組件構成。每塊砌版最寬2.25公尺，可利於拆裝與組合。這座將在全球七個大城市（香港－東京－倫敦－紐約－洛杉磯－莫斯科－巴黎）巡迴兩年的「流動藝術品」，本週在香港開幕，也是Chanel 「Mobile Art」第一站。
展演場域
震撼感官
Chanel設計總監Karl Lagerfeld認為，當今唯一能打造如此創意建築的人，非Zaha Hadid莫屬。而Zaha Hadid也曾透露，希望能在生涯中，打造一棟「流動式」的作品。一拍即合之下，他們還延請法國知名藝術及文化月刊《Beaux Arts Magzine》的總編輯Fabrice Bouste作為此次藝術展策辦人，邀請各國共20位藝術家，以Chanel的菱格紋包包為主題，以不拘形式的創作，裝置在展覽館內。
對與該展，Chanel時尚活動執行長Bruno Pavlovsky表示，Chanel創造了時尚奢華的夢想世界，Karl Lagerfeld總都有全新方式演繹Chanel風格，為觀眾帶來感官震撼。例如他每次都會揀選奇偉堂皇或教人意想不到的表演場地作秀，巴黎大皇宮穹頂、蒙地卡羅歌劇院、紐約中央火車站，或是聖塔莫尼卡機場……都曾化身Chanel秀場。
現在，CHANEL決定以品牌的其中一項經典創作：菱格紋手袋，成為Mobile Art大型國際藝術展覽的主角。
聽覺導向的前衛表演
Mobile Art正式在Zaha Hadid充滿未來主意的展覽館內登場。策展人Fabrice Bouste說：「這是一個流動的展覽，儼如一齣立體電影。而Mobile Art的創作意念，可說是過去兩年來，藝術家們從事各種視藝實驗的成果。」
這次受邀展出的藝術家，例如台灣「花布妙手」林明弘、日本「情慾大師」荒木經維（Nobuyoshi Araki）、南韓未來主義女性藝術家Lee Bul，與 俄羅斯超現實主義派藝術家Blue Noses…，與這座建築一樣，用前衛意念傳達感官震撼。
進入Mobile Art的參觀者必須帶上MP3。耳機傳來精心編寫的音效與口白，有別於視覺導向的展覽。我認為這個展覽反而是個聽覺導向的表演。當對白引領的步伐，準確無誤數著階梯，或要我向左看、向右看…。視、聽強佔的過程，讓人忽視周圍與作品無關的一切（包括其他參觀者），只剩自己、跟耳機裡的「她」，一起在悠遊在這座幻想國度…。
時尚龍頭藝術新境
走進Chanel香港太子店對面、通往中環舊天星碼頭停車場的地下道，沿著高掛的「Mobile Art」海報指引，登上舊天星碼頭停車場天台，宛如星際太空降下的一「坨」白色大物「攤」在眼前。
記者方惠宗／香港報導
攝影／記者黃世澤
感覺就像慢慢地從車水馬龍的喧囂，走入一處令人瞠目結舌的景象。這座宛如「幽浮」的Chanel「Mobile Art」展場，設計者是04年獲建築界最高榮譽的普立茲克建築獎的薩哈．哈蒂（Zaha Hadid）。她是有史以來第一位女性、最年輕、完成最少作品的獲獎建築師。
時尚結合建築大師
又一樁
Zaha Hadid獲獎那年，台中古根漢美術館推動計畫，原本預定請她執掌設計大事，但可惜的是計畫後來胎死腹中。台灣當年無緣擁有前衛之作，Zaha Hadid現在為Chanel「Mobile Art」設計這座預製件組裝（Prefabricated）的建築物，猶如倫敦在1851年首屆世界工業博覽會所蓋的展場「水晶宮」（水晶宮是世上第一座預製件組裝建築物），讓它無論在技術上或概念上，都在建築史上留下非同小可的註腳。
「Mobile Art」展場為方便在不同城市間的大量搬運過程，由300片玻璃纖維及750組鋼樑、連串延伸式的弧度組件構成。每塊砌版最寬2.25公尺，可利於拆裝與組合。這座將在全球七個大城市（香港－東京－倫敦－紐約－洛杉磯－莫斯科－巴黎）巡迴兩年的「流動藝術品」，本週在香港開幕，也是Chanel 「Mobile Art」第一站。
展演場域
震撼感官
Chanel設計總監Karl Lagerfeld認為，當今唯一能打造如此創意建築的人，非Zaha Hadid莫屬。而Zaha Hadid也曾透露，希望能在生涯中，打造一棟「流動式」的作品。一拍即合之下，他們還延請法國知名藝術及文化月刊《Beaux Arts Magzine》的總編輯Fabrice Bouste作為此次藝術展策辦人，邀請各國共20位藝術家，以Chanel的菱格紋包包為主題，以不拘形式的創作，裝置在展覽館內。
對與該展，Chanel時尚活動執行長Bruno Pavlovsky表示，Chanel創造了時尚奢華的夢想世界，Karl Lagerfeld總都有全新方式演繹Chanel風格，為觀眾帶來感官震撼。例如他每次都會揀選奇偉堂皇或教人意想不到的表演場地作秀，巴黎大皇宮穹頂、蒙地卡羅歌劇院、紐約中央火車站，或是聖塔莫尼卡機場……都曾化身Chanel秀場。
現在，CHANEL決定以品牌的其中一項經典創作：菱格紋手袋，成為Mobile Art大型國際藝術展覽的主角。
聽覺導向的前衛表演
Mobile Art正式在Zaha Hadid充滿未來主意的展覽館內登場。策展人Fabrice Bouste說：「這是一個流動的展覽，儼如一齣立體電影。而Mobile Art的創作意念，可說是過去兩年來，藝術家們從事各種視藝實驗的成果。」
這次受邀展出的藝術家，例如台灣「花布妙手」林明弘、日本「情慾大師」荒木經維（Nobuyoshi Araki）、南韓未來主義女性藝術家Lee Bul，與 俄羅斯超現實主義派藝術家Blue Noses…，與這座建築一樣，用前衛意念傳達感官震撼。
進入Mobile Art的參觀者必須帶上MP3。耳機傳來精心編寫的音效與口白，有別於視覺導向的展覽。我認為這個展覽反而是個聽覺導向的表演。當對白引領的步伐，準確無誤數著階梯，或要我向左看、向右看…。視、聽強佔的過程，讓人忽視周圍與作品無關的一切（包括其他參觀者），只剩自己、跟耳機裡的「她」，一起在悠遊在這座幻想國度…。
2008年2月22日 星期五
DCity》義大利第一座設計博物館落成；時尚名人「排排站」出書
【text／Augusto Ling；photo／Augusto Ling】
永不嫌遲，義大利第一座設計博物館落成！！
你一定會懷疑，這真的是設計王國的第一座設計博物館嗎？沒錯，強調慢工出細活的義大利設計，請來國寶級設計大師 Michele De Lucchi 操刀，從 2004 年開始規劃，甫於 2007 年底完工。坐落於米蘭三年展中心（Triennale di Milano）之內寬敞的半弧形空間。這個設計博物館由 Italo Rota、Silvana Annicchiarico、Andrea Branzi 領軍，集結了幾乎所有義大利重要的工業設計相關機構，陣容堅強像是義大利足球國家代表隊一般。
其實，米蘭三年展中心，早從五零年代開始就已經是領導工業設計潮流的機構，之後演變成為米蘭市裡最為知名的設計展覽中心。大大小小數不清的設計相關活動，延續著米蘭執著的當代設計精神。而成立這個設計博物館的任務，則是針對上個世紀著名的工業設計產品，做一個有系統的收藏與整理。畢竟工業設計在近代逐漸成為一門顯學，除了創新突破之外，需要一個往後方紀錄與收藏的專門單位。簡言之，就是讓每個參訪者能夠對近代工業設計鑑古知今。
http://www.triennaledesignmuseum.it
時尚名人「排排站」出書
時尚名人出書撰寫與記錄個人過往的輝煌繽紛經歷，儼然變成紐約時尚界最流行的「IT TREND」。時裝設計師出書可預期，大明星出書不意外，但像 TIM GUNN 與 NINA GACIA 因為主持節目成功，秉其各異的時尚專業領域(前者以其豐厚學術專業為基底，曾為PARSONS 時裝設計系所系主任；後者則專擅時尚潮流的評論、編輯，為美國 ELLE 雜誌時尚版主編)轉而彷若晉身為時尚教父與教母，令人欽羨與尊崇之。
今年秋季，在世界各地集矚目、好評於一身的設計師競賽節目，「決戰時裝伸展台」(PROJECT RUNWAY) 已堂堂邁入第四季！兩人乘勝追擊先後出版了時尚造型專書。不論是NINNA別具亮麗繽紛插圖註解的《THE BLACK BOOK of STYLE》，或者滿是 TIM 權威觀點的《A GUIDE TO QUALITY STYLE & TASTE》，都循循善誘時尚迷們正確掌握最新時尚潮流，洞悉個人身材優劣所在，專注「對的」投資，以打造獨一無二經典的時尚風采。其餘如頗富爭議性的資深明星造型師，RACHEL ZOE 出版了多年來的精彩心血造型合輯，《STYLE A to Z》；及從倫敦到好萊塢、永遠話題不斷的性感女星 VICTORIA BECKHAM，也不落人後趁著辣妹合唱團久違重聚舉行全球巡迴演唱之際，趕緊推出自己同名專書，教導迷哥迷姐打點維多利亞式的流行裝扮。
【DFUN 設計風尚誌 2008. Feb. No.17】
永不嫌遲，義大利第一座設計博物館落成！！
你一定會懷疑，這真的是設計王國的第一座設計博物館嗎？沒錯，強調慢工出細活的義大利設計，請來國寶級設計大師 Michele De Lucchi 操刀，從 2004 年開始規劃，甫於 2007 年底完工。坐落於米蘭三年展中心（Triennale di Milano）之內寬敞的半弧形空間。這個設計博物館由 Italo Rota、Silvana Annicchiarico、Andrea Branzi 領軍，集結了幾乎所有義大利重要的工業設計相關機構，陣容堅強像是義大利足球國家代表隊一般。
其實，米蘭三年展中心，早從五零年代開始就已經是領導工業設計潮流的機構，之後演變成為米蘭市裡最為知名的設計展覽中心。大大小小數不清的設計相關活動，延續著米蘭執著的當代設計精神。而成立這個設計博物館的任務，則是針對上個世紀著名的工業設計產品，做一個有系統的收藏與整理。畢竟工業設計在近代逐漸成為一門顯學，除了創新突破之外，需要一個往後方紀錄與收藏的專門單位。簡言之，就是讓每個參訪者能夠對近代工業設計鑑古知今。
http://www.triennaledesignmuseum.it
時尚名人「排排站」出書
時尚名人出書撰寫與記錄個人過往的輝煌繽紛經歷，儼然變成紐約時尚界最流行的「IT TREND」。時裝設計師出書可預期，大明星出書不意外，但像 TIM GUNN 與 NINA GACIA 因為主持節目成功，秉其各異的時尚專業領域(前者以其豐厚學術專業為基底，曾為PARSONS 時裝設計系所系主任；後者則專擅時尚潮流的評論、編輯，為美國 ELLE 雜誌時尚版主編)轉而彷若晉身為時尚教父與教母，令人欽羨與尊崇之。
今年秋季，在世界各地集矚目、好評於一身的設計師競賽節目，「決戰時裝伸展台」(PROJECT RUNWAY) 已堂堂邁入第四季！兩人乘勝追擊先後出版了時尚造型專書。不論是NINNA別具亮麗繽紛插圖註解的《THE BLACK BOOK of STYLE》，或者滿是 TIM 權威觀點的《A GUIDE TO QUALITY STYLE & TASTE》，都循循善誘時尚迷們正確掌握最新時尚潮流，洞悉個人身材優劣所在，專注「對的」投資，以打造獨一無二經典的時尚風采。其餘如頗富爭議性的資深明星造型師，RACHEL ZOE 出版了多年來的精彩心血造型合輯，《STYLE A to Z》；及從倫敦到好萊塢、永遠話題不斷的性感女星 VICTORIA BECKHAM，也不落人後趁著辣妹合唱團久違重聚舉行全球巡迴演唱之際，趕緊推出自己同名專書，教導迷哥迷姐打點維多利亞式的流行裝扮。
【DFUN 設計風尚誌 2008. Feb. No.17】
2008年2月13日 星期三
從台灣出發，躍為國際設計焦點
引用網址：http://forum.30.com.tw/Board/show.aspx?go=924
2007年，發行於義大利及全球各地的國際知名機車專業雜誌《MOTO Design》冬季刊，特別以十四頁的篇幅專題報導浩漢產品設計公司（Nova Design）如何以台灣為起點，透過設計競爭力，成為近年來在國際設計舞台上受到矚目的工業設計公司。
10月下旬，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工業設計團體，國際工業設計協會（ICSID）與美國工業設計師協會（IDSA）在美國舊金山盛大召開聯合年會，浩漢總經理及創辦人陳文龍高票當選2007～2009年的國際工業設計協會理事，成為華人業界唯一代表。
茁壯二十年，年營業額突破4億
近兩年，浩漢所設計的產品屢獲國際大獎，從德國iF、Red Dot，到美國EID Award等共十三項設計獎；除了獲獎，浩漢也受到市場的肯定，浩漢今年在越南推出的新款機車，才上市一週就銷售突破五千台；浩漢為中國美的集團（Midea）所設計的3KG洗衣機，不僅拿下美國IDEA最佳工業設計銅獎，也開拓了3公斤洗衣機的新市場。
已躍升國際地位的浩漢，不僅是目前華人地區最大的工業設計公司，它也象徵台灣設計圈在ICSID的影響力正逐漸攀升，它所帶來的成果就是，有設計界奧運會之稱的世界設計聯合大會，2011年，將由台灣主辦，這是台灣的第一次，也是亞洲的第一次。
根據台灣創意中心資料顯示，目前台灣設計公司員工人數三十至五十人之間的公司已是屈指可數，百位以上員工的公司更只有浩漢。1988年成立，從不到十人的設計公司到目前擁有超過兩百三十位員工的浩漢，究竟如何突破本地市場過於狹小的侷限，成功躍上國際舞台，成為年營業額突破4億元的設計公司？
危機化轉機，專案管理取代接案
二十年前，浩漢的創辦人陳文龍仍是三陽工業研發部門的設計師，他做設計的地方，擠在傳統廠房的一個小角落，中午時間到了還得被迫走出廠房，「因為公司一些年長的女性員工要午休，我得在外面晃到一點半才能進來。」陳文龍笑著說，當時他就覺得設計師應該擁有自己的獨立部門，而不是受限於傳統的組織，所以他向公司提出設計部門獨立出來的想法，於1988年成立浩漢產品設計公司。
浩漢成立後，在發展過程中，先後碰上兩次危機，這兩次危機，淘汰了不少同業，浩漢卻化危機為轉機，不僅挺住了，還更壯大。
早期的設計公司，都是手繪設計，沒有流程概念，只要能在最後期限，把工作「趕」出來就好，這樣的模式，可以零星接案，卻難以壯大。1992年浩漢開始接下許多不同產業的專案設計，立刻碰上大麻煩，因為從設計師到老闆，沒有人懂什麼是「專案管理」。
為了解決這個瓶頸，陳文龍導入專案管理流程，引進ISO系統，將人力資源與設計師能力作最妥善的分配，雖然設計師還是習慣手繪，但在陳文龍一聲令下，「強制大家電腦化。
我們用電腦做管理與設計。」陳文龍說。當時，不僅是設計師要學會利用電腦繪圖，從行政人員到做油土模型的技術人員都要學會電腦操作，讓大家的工作都能透過電腦管理，雖然引起小小的抱怨，但是事實證明，透過電腦統合管理，組織效率就動了起來。
本身是設計師出身，但陳文龍很清楚，設計師要有舞台，那就是設計的東西要變成商品才有影響力，這絕對要靠團隊合作；基本上，從事文化創意工作的人，經常沒有紀律，感性很強，理性卻很差，陳文龍卻極度理性，「我是用理性來控制感性。」他覺得要先創造一個對的工作環境，設計師才可能去做理想的事。
海外策略布局，延續設計生機
1999年到2001年，浩漢與其他設計公司，面臨了第二個難題：國際化。隨著本土產業外移，並就近利用當地設計資源，本土設計公司喪失許多業務，加上台灣因為加入WTO後，政府取消對設計公司的補助，許多大型企業也紛紛設立自己的設計中心，本土設計公司面臨存亡關鍵。
當時陳文龍正好擔任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協會理事長，他看出本土設計公司如果不往國際化方向走，永遠只能在夾縫中生存，但是，國際化談何容易，在海外設分支機構，成本高昂，說不定在學習過程中，已經先陣亡。
所幸當時跨國公司聚集大陸，提供了練兵機會。
1999年，陳文龍開始到大陸建立人脈，布局浩漢在大陸的發展，積極為浩漢尋找新舞台。他透過策略聯盟的方式，與在中國大陸的國際性公司例如Motorola、海爾合作案子，累積重大案子的經驗，擴展浩漢的舞台。
另一方面，當公司國際化，就需要一個好的工作平台，讓各地的設計師，能夠協同工作，或是分享彼此的知識與資源。為此，陳文龍推動建構「知識管理平台」，把設計師腦中的know how，全部予以文件化，累積在電腦上，再透過專案管理的方式去發包工作，讓浩漢在世界各國的設計師可透過此平台做即時設計。
要建立「知識管理平台」，得先把設計師腦中的know how挖出來，這又是一件「擾民」的工作，畢竟要將腦中的創意將之文字化，還必須鉅細靡遺交代過程細節，對於習慣圖像思考設計師而言，是一件頗為吃力的工作。但是陳文龍做下去，沒料到2003年浩漢正式在上海成立後不久，SARS肆虐，「多虧了這套知識管理系統，在大家足不出戶的時候，扮演了重要角色。」執行副總經理黃國煌說。
整合設計資源，取得國際競爭力
這套知識管理系統，如今已成為浩漢具備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關鍵。台灣創意中心執行長張光民，在今年10月參訪全世界最大的設計公司IDEO，留下深刻印象，他發現，浩漢能具備今日國際化的競爭力，與IDEO有一個共通點，「IDEO也是把設計平台掛在網上，當公司需要什麼樣的作品與設計人才時，就會放在網路平台上，讓各個設計人才進來一起合作完成，尤其是設計的品質掌控也是靠這個平台。」張光民說，以往本土設計師接案後就閉門造車，但是現在是國際分工的趨勢，就連設計領域也不例外，浩漢懂得透過設計競爭力，來結合國際設計人才，就是抓住了設計潮流。
浩漢目前全球有六個據點，隨著事業版圖擴大，陳文龍過著空中飛人生活，一年飛行次數超過一百多趟，浩漢員工都笑稱老闆搭飛機就像搭捷運。在緊湊的行程裡，這套知識管理系統對陳文龍的管理公司也幫上大忙。
在浩漢，每位設計師都要把自己負責的專案過程詳盡寫入知識管理系統內，陳文龍可以隨時調出這些報告出來看，如果設計結果出現問題，他就會調出報告跟設計師檢討；又或者他參與開會時發現哪一個設計師感覺上特質不錯，他也會透過這個系統調出這位設計師過去在浩漢設計的作品，了解他的表現。「當我比設計師還要關心他的工作時，我就會找出問題來。」陳文龍說。
陳文龍指出，現在的年輕人，在面對錯誤時第一時間都會先說是別人的錯，不是自己的錯，「這時候我就會調出他的報告，詢問他如果不是他的錯，為什麼沒有在報告中提到正確的作法。」陳文龍說。
這次舊金山的ICSID年會中，亞洲設計師的觀點也是年會的重要指標；張光民也表示「可以看出亞洲新興的設計力量已經崛起。」
明年，浩漢成立即將屆滿二十年，剛獲選擔任國際工業設計協會理事的陳文龍也表示，浩漢將會以「東方工匠、西方造型」，透過跨文化設計，結合東方工藝，重新定義新華人設計美學。
2007年，發行於義大利及全球各地的國際知名機車專業雜誌《MOTO Design》冬季刊，特別以十四頁的篇幅專題報導浩漢產品設計公司（Nova Design）如何以台灣為起點，透過設計競爭力，成為近年來在國際設計舞台上受到矚目的工業設計公司。
10月下旬，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工業設計團體，國際工業設計協會（ICSID）與美國工業設計師協會（IDSA）在美國舊金山盛大召開聯合年會，浩漢總經理及創辦人陳文龍高票當選2007～2009年的國際工業設計協會理事，成為華人業界唯一代表。
茁壯二十年，年營業額突破4億
近兩年，浩漢所設計的產品屢獲國際大獎，從德國iF、Red Dot，到美國EID Award等共十三項設計獎；除了獲獎，浩漢也受到市場的肯定，浩漢今年在越南推出的新款機車，才上市一週就銷售突破五千台；浩漢為中國美的集團（Midea）所設計的3KG洗衣機，不僅拿下美國IDEA最佳工業設計銅獎，也開拓了3公斤洗衣機的新市場。
已躍升國際地位的浩漢，不僅是目前華人地區最大的工業設計公司，它也象徵台灣設計圈在ICSID的影響力正逐漸攀升，它所帶來的成果就是，有設計界奧運會之稱的世界設計聯合大會，2011年，將由台灣主辦，這是台灣的第一次，也是亞洲的第一次。
根據台灣創意中心資料顯示，目前台灣設計公司員工人數三十至五十人之間的公司已是屈指可數，百位以上員工的公司更只有浩漢。1988年成立，從不到十人的設計公司到目前擁有超過兩百三十位員工的浩漢，究竟如何突破本地市場過於狹小的侷限，成功躍上國際舞台，成為年營業額突破4億元的設計公司？
危機化轉機，專案管理取代接案
二十年前，浩漢的創辦人陳文龍仍是三陽工業研發部門的設計師，他做設計的地方，擠在傳統廠房的一個小角落，中午時間到了還得被迫走出廠房，「因為公司一些年長的女性員工要午休，我得在外面晃到一點半才能進來。」陳文龍笑著說，當時他就覺得設計師應該擁有自己的獨立部門，而不是受限於傳統的組織，所以他向公司提出設計部門獨立出來的想法，於1988年成立浩漢產品設計公司。
浩漢成立後，在發展過程中，先後碰上兩次危機，這兩次危機，淘汰了不少同業，浩漢卻化危機為轉機，不僅挺住了，還更壯大。
早期的設計公司，都是手繪設計，沒有流程概念，只要能在最後期限，把工作「趕」出來就好，這樣的模式，可以零星接案，卻難以壯大。1992年浩漢開始接下許多不同產業的專案設計，立刻碰上大麻煩，因為從設計師到老闆，沒有人懂什麼是「專案管理」。
為了解決這個瓶頸，陳文龍導入專案管理流程，引進ISO系統，將人力資源與設計師能力作最妥善的分配，雖然設計師還是習慣手繪，但在陳文龍一聲令下，「強制大家電腦化。
我們用電腦做管理與設計。」陳文龍說。當時，不僅是設計師要學會利用電腦繪圖，從行政人員到做油土模型的技術人員都要學會電腦操作，讓大家的工作都能透過電腦管理，雖然引起小小的抱怨，但是事實證明，透過電腦統合管理，組織效率就動了起來。
本身是設計師出身，但陳文龍很清楚，設計師要有舞台，那就是設計的東西要變成商品才有影響力，這絕對要靠團隊合作；基本上，從事文化創意工作的人，經常沒有紀律，感性很強，理性卻很差，陳文龍卻極度理性，「我是用理性來控制感性。」他覺得要先創造一個對的工作環境，設計師才可能去做理想的事。
海外策略布局，延續設計生機
1999年到2001年，浩漢與其他設計公司，面臨了第二個難題：國際化。隨著本土產業外移，並就近利用當地設計資源，本土設計公司喪失許多業務，加上台灣因為加入WTO後，政府取消對設計公司的補助，許多大型企業也紛紛設立自己的設計中心，本土設計公司面臨存亡關鍵。
當時陳文龍正好擔任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協會理事長，他看出本土設計公司如果不往國際化方向走，永遠只能在夾縫中生存，但是，國際化談何容易，在海外設分支機構，成本高昂，說不定在學習過程中，已經先陣亡。
所幸當時跨國公司聚集大陸，提供了練兵機會。
1999年，陳文龍開始到大陸建立人脈，布局浩漢在大陸的發展，積極為浩漢尋找新舞台。他透過策略聯盟的方式，與在中國大陸的國際性公司例如Motorola、海爾合作案子，累積重大案子的經驗，擴展浩漢的舞台。
另一方面，當公司國際化，就需要一個好的工作平台，讓各地的設計師，能夠協同工作，或是分享彼此的知識與資源。為此，陳文龍推動建構「知識管理平台」，把設計師腦中的know how，全部予以文件化，累積在電腦上，再透過專案管理的方式去發包工作，讓浩漢在世界各國的設計師可透過此平台做即時設計。
要建立「知識管理平台」，得先把設計師腦中的know how挖出來，這又是一件「擾民」的工作，畢竟要將腦中的創意將之文字化，還必須鉅細靡遺交代過程細節，對於習慣圖像思考設計師而言，是一件頗為吃力的工作。但是陳文龍做下去，沒料到2003年浩漢正式在上海成立後不久，SARS肆虐，「多虧了這套知識管理系統，在大家足不出戶的時候，扮演了重要角色。」執行副總經理黃國煌說。
整合設計資源，取得國際競爭力
這套知識管理系統，如今已成為浩漢具備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關鍵。台灣創意中心執行長張光民，在今年10月參訪全世界最大的設計公司IDEO，留下深刻印象，他發現，浩漢能具備今日國際化的競爭力，與IDEO有一個共通點，「IDEO也是把設計平台掛在網上，當公司需要什麼樣的作品與設計人才時，就會放在網路平台上，讓各個設計人才進來一起合作完成，尤其是設計的品質掌控也是靠這個平台。」張光民說，以往本土設計師接案後就閉門造車，但是現在是國際分工的趨勢，就連設計領域也不例外，浩漢懂得透過設計競爭力，來結合國際設計人才，就是抓住了設計潮流。
浩漢目前全球有六個據點，隨著事業版圖擴大，陳文龍過著空中飛人生活，一年飛行次數超過一百多趟，浩漢員工都笑稱老闆搭飛機就像搭捷運。在緊湊的行程裡，這套知識管理系統對陳文龍的管理公司也幫上大忙。
在浩漢，每位設計師都要把自己負責的專案過程詳盡寫入知識管理系統內，陳文龍可以隨時調出這些報告出來看，如果設計結果出現問題，他就會調出報告跟設計師檢討；又或者他參與開會時發現哪一個設計師感覺上特質不錯，他也會透過這個系統調出這位設計師過去在浩漢設計的作品，了解他的表現。「當我比設計師還要關心他的工作時，我就會找出問題來。」陳文龍說。
陳文龍指出，現在的年輕人，在面對錯誤時第一時間都會先說是別人的錯，不是自己的錯，「這時候我就會調出他的報告，詢問他如果不是他的錯，為什麼沒有在報告中提到正確的作法。」陳文龍說。
這次舊金山的ICSID年會中，亞洲設計師的觀點也是年會的重要指標；張光民也表示「可以看出亞洲新興的設計力量已經崛起。」
明年，浩漢成立即將屆滿二十年，剛獲選擔任國際工業設計協會理事的陳文龍也表示，浩漢將會以「東方工匠、西方造型」，透過跨文化設計，結合東方工藝，重新定義新華人設計美學。
設計台客瘋:破除山水，不要禪意
「做設計」設計總監，同時也是「Design together」集設計聯盟的策展人王俊隆習慣在街上做設計，每次要開始構思作品時，就匆匆對辦公室同事說他要出去閒晃一下。他的閒晃可不是到台北東區時尚圈去尋找靈感，而是逛逛太原路一帶的五金行、迪化街這些市井小民生活的地方，或是和商店老闆聊聊天，或是佇立在街頭巷尾觀察。
雖然是留學荷蘭的設計碩士，目前也在實踐大學兼課，王俊隆卻像許多本土年輕設計師，看起來平易近人，甚至還帶有一些台味；關於這一點，王俊隆很高興地說：「我在出國留學前不會很台，回台之後反而變成一個很台的台客，這是我最大的收穫。」
一個專門到荷蘭向知名設計大師取經學習的人，為什麼留學歸國之後反而變得偏好台灣味的設計風格呢？
十年前，剛從實踐大學工業設計學系畢業的王俊隆，有一次當兵放假，特地搭火車北上參觀當時清庭在台北首開國外設計精品店。對於創作生活風格作品一直有很大興趣的王俊隆，看到店內擺滿許多過去只能在國外雜誌上看到的國際大師作品，感到驚嘆不已；特別是一位來自荷蘭的設計大師作品更是讓他嚮往，當時他就立下心願，希望到荷蘭向這位大師取經，更希望日後能創作出可以在清庭販售的生活用品。
找到自己的根，好好做自己
退伍後，王俊隆打工存錢到30歲，立刻飛往荷蘭，找到當年心所嚮往的設計大師所任教的設計學院，攻讀設計碩士；兩年多的荷蘭留學生涯卻讓他體會到，唯有認同自己生長的地方、生長的文化，才有可能創作出屬於自己的設計作品。
「很多人到了國外就拚命想成為那個國家的人，用當地人的思考方式去創作，結果是行不通的，因為你不是生長在那塊土地的人，還不如好好思考自己的根在哪裡，好好做自己。」這是王俊隆最大的感想。
回台後第二年，王俊隆受邀參加米蘭家具展，這種對自我文化認同的失落感又更嚴重，作品受邀參展固然是一項殊榮，但是他看不到屬於台灣的特色，只能隨波逐流在世界各國參展的作品中，這讓他不得不思考，難道台灣的設計作品真的非得向紐約或義大利風格看齊嗎？在台灣看似毫無秩序的生活與粗鄙的事物，真的非得藏起來不能見人嗎？
這是王俊隆變成台客的起源，他開始號召一群同年級的設計師朋友，大家一起把傳統包袱拋開，從自己居住的環境去省思，如何把平常在路邊看到的摩托車、傳統市場與辦桌的景象，轉化成具有美感的創作。於是由一群六年級本土設計師所組成的「Design together」集設計聯盟，在今年誕生了，透過舉辦設計聯展的方式，持續對台灣的生活風格設計力發聲。
定義台客風，就從巷口開始
「我們這一代與上一代的設計師的思考本質已經有很大不同了。」王俊隆強調，當這群六年級生設計師還在念大學時，正好是台灣經濟起飛的時候，開始會思考生活風格的產品，特別是在實用與賣錢的背後還能賦予怎樣的意義，更是他們所重視的。
王俊隆說，關於台灣環境的亂象與毫無秩序，上一代已經批評得夠多了，到了他們這一代不應該再繼續否定自己的生長環境，而是想辦法改善它，畢竟這些所謂搬不上檯面的文化都是自己生長的根，何不用幽默、欣賞的角度去面對台灣本土的亂中有序。
於是，王俊隆把一些代表大中華文化的符碼，像是竹子、山水與禪之類的意象拋開，回歸一般人民生活的基本面，王俊隆說，他希望設計的生活用品是他的父母與朋友感到熟悉親切的，而不是千里外不相干的人。
因此王俊隆的許多生活風格作品讓人看了都會會心一笑，例如用速克達機車後照鏡做成的衣帽架、用筷子支撐傾斜四十五度的酒杯（因為台灣的飲食文化為了減少啤酒液體表面的泡沫，通常都會放根筷子進去），以及中西合用的筷子與叉子餐具等。
這群六年級生設計師有一個共同的特質，就是十分生活化，既不製造大師的神秘氣質，在創作思考上也更自由，把任何可能性都納入創作的元素中。他們已經厭倦了台灣的設計作品都是國際風格，積極挖掘本土元素；這似乎有點像當年台灣校園發起的民歌運動，在經過長時期西洋音樂的浸淫後，決定唱出自己的歌。
王俊隆努力重新定義台客風格，他表示，既然要找出屬於台灣本土的設計風格，那麼就從住家巷口的這條街開始吧。
在機車待轉區看見台客元素
「做設計」參展的速克達衣帽架，引起很多參觀者迴響，很多人覺得這件作品既實用又充分展現台灣獨有的特性。
王俊隆說，每次站在街頭看到紅綠燈前的待轉區，總是有很多人停下摩托車來利用短短數十秒鐘對著後照鏡梳髮摸臉，或是買東西都會把袋子掛在後照鏡上，充分展現台灣人靈活又隨性的一面。他心想既然後照鏡有這麼多功能，索性把它們當成媒材做成衣帽架，讓機車騎士回家後既可在這個衣帽架上掛安全帽、衣物，也可以在出門前對著衣帽架上的後照鏡整理儀容。
引用網址：http://forum.30.com.tw/Board/show.aspx?go=517
雖然是留學荷蘭的設計碩士，目前也在實踐大學兼課，王俊隆卻像許多本土年輕設計師，看起來平易近人，甚至還帶有一些台味；關於這一點，王俊隆很高興地說：「我在出國留學前不會很台，回台之後反而變成一個很台的台客，這是我最大的收穫。」
一個專門到荷蘭向知名設計大師取經學習的人，為什麼留學歸國之後反而變得偏好台灣味的設計風格呢？
十年前，剛從實踐大學工業設計學系畢業的王俊隆，有一次當兵放假，特地搭火車北上參觀當時清庭在台北首開國外設計精品店。對於創作生活風格作品一直有很大興趣的王俊隆，看到店內擺滿許多過去只能在國外雜誌上看到的國際大師作品，感到驚嘆不已；特別是一位來自荷蘭的設計大師作品更是讓他嚮往，當時他就立下心願，希望到荷蘭向這位大師取經，更希望日後能創作出可以在清庭販售的生活用品。
找到自己的根，好好做自己
退伍後，王俊隆打工存錢到30歲，立刻飛往荷蘭，找到當年心所嚮往的設計大師所任教的設計學院，攻讀設計碩士；兩年多的荷蘭留學生涯卻讓他體會到，唯有認同自己生長的地方、生長的文化，才有可能創作出屬於自己的設計作品。
「很多人到了國外就拚命想成為那個國家的人，用當地人的思考方式去創作，結果是行不通的，因為你不是生長在那塊土地的人，還不如好好思考自己的根在哪裡，好好做自己。」這是王俊隆最大的感想。
回台後第二年，王俊隆受邀參加米蘭家具展，這種對自我文化認同的失落感又更嚴重，作品受邀參展固然是一項殊榮，但是他看不到屬於台灣的特色，只能隨波逐流在世界各國參展的作品中，這讓他不得不思考，難道台灣的設計作品真的非得向紐約或義大利風格看齊嗎？在台灣看似毫無秩序的生活與粗鄙的事物，真的非得藏起來不能見人嗎？
這是王俊隆變成台客的起源，他開始號召一群同年級的設計師朋友，大家一起把傳統包袱拋開，從自己居住的環境去省思，如何把平常在路邊看到的摩托車、傳統市場與辦桌的景象，轉化成具有美感的創作。於是由一群六年級本土設計師所組成的「Design together」集設計聯盟，在今年誕生了，透過舉辦設計聯展的方式，持續對台灣的生活風格設計力發聲。
定義台客風，就從巷口開始
「我們這一代與上一代的設計師的思考本質已經有很大不同了。」王俊隆強調，當這群六年級生設計師還在念大學時，正好是台灣經濟起飛的時候，開始會思考生活風格的產品，特別是在實用與賣錢的背後還能賦予怎樣的意義，更是他們所重視的。
王俊隆說，關於台灣環境的亂象與毫無秩序，上一代已經批評得夠多了，到了他們這一代不應該再繼續否定自己的生長環境，而是想辦法改善它，畢竟這些所謂搬不上檯面的文化都是自己生長的根，何不用幽默、欣賞的角度去面對台灣本土的亂中有序。
於是，王俊隆把一些代表大中華文化的符碼，像是竹子、山水與禪之類的意象拋開，回歸一般人民生活的基本面，王俊隆說，他希望設計的生活用品是他的父母與朋友感到熟悉親切的，而不是千里外不相干的人。
因此王俊隆的許多生活風格作品讓人看了都會會心一笑，例如用速克達機車後照鏡做成的衣帽架、用筷子支撐傾斜四十五度的酒杯（因為台灣的飲食文化為了減少啤酒液體表面的泡沫，通常都會放根筷子進去），以及中西合用的筷子與叉子餐具等。
這群六年級生設計師有一個共同的特質，就是十分生活化，既不製造大師的神秘氣質，在創作思考上也更自由，把任何可能性都納入創作的元素中。他們已經厭倦了台灣的設計作品都是國際風格，積極挖掘本土元素；這似乎有點像當年台灣校園發起的民歌運動，在經過長時期西洋音樂的浸淫後，決定唱出自己的歌。
王俊隆努力重新定義台客風格，他表示，既然要找出屬於台灣本土的設計風格，那麼就從住家巷口的這條街開始吧。
在機車待轉區看見台客元素
「做設計」參展的速克達衣帽架，引起很多參觀者迴響，很多人覺得這件作品既實用又充分展現台灣獨有的特性。
王俊隆說，每次站在街頭看到紅綠燈前的待轉區，總是有很多人停下摩托車來利用短短數十秒鐘對著後照鏡梳髮摸臉，或是買東西都會把袋子掛在後照鏡上，充分展現台灣人靈活又隨性的一面。他心想既然後照鏡有這麼多功能，索性把它們當成媒材做成衣帽架，讓機車騎士回家後既可在這個衣帽架上掛安全帽、衣物，也可以在出門前對著衣帽架上的後照鏡整理儀容。
引用網址：http://forum.30.com.tw/Board/show.aspx?go=517
2008年1月27日 星期日
薩哈哈蒂 奪家飾展大會獎
【聯合報╱記者陶福媛／台北報導】
2008.01.27 03:52 am
每年，巴黎家飾展都會把大會獎頒給一位當代最具代表性的設計師，今年「巴黎家飾展大會獎」頒給了薩哈哈蒂 (Zaha Hadid)，另有兩項大獎「生活設計獎」、「最佳室內設計師獎」則分別頒給了派翠西亞奧克拉 (Patricia URQUIOLA)和凱莉霍普 (Kelly Hoppen)，女性設計師終於能在設計界揚眉吐氣了。
當代建築和室內設計多半是男性設計師的天下，女性設計師很難出頭。不過本屆巴黎家飾展把多項大獎頒給女性設計師，無疑提升了當代女性設計師的地位。
薩哈哈蒂作品風格前衛、充滿未來感，曾榮獲建築界最高榮譽的「Pritzker建築獎」，作品包括紐約古根漢美術館和倫敦設計博物館等。近期她為香奈兒設計的大型建築物──行動美術館 (Mobile Art)，即將在香港展出，免費開放參觀。
年輕又美麗的派翠西亞奧克拉也是建築師，她曾為Alessi、B&B 、Flos、Kartell等知名家飾品牌設計作品，並有多項作品榮獲紐約當代美術館收藏。凱莉霍普也是世界大獎的常勝軍，其中最知名的作品是為英國航空設計機艙內裝。
2008.01.27 03:52 am
每年，巴黎家飾展都會把大會獎頒給一位當代最具代表性的設計師，今年「巴黎家飾展大會獎」頒給了薩哈哈蒂 (Zaha Hadid)，另有兩項大獎「生活設計獎」、「最佳室內設計師獎」則分別頒給了派翠西亞奧克拉 (Patricia URQUIOLA)和凱莉霍普 (Kelly Hoppen)，女性設計師終於能在設計界揚眉吐氣了。
當代建築和室內設計多半是男性設計師的天下，女性設計師很難出頭。不過本屆巴黎家飾展把多項大獎頒給女性設計師，無疑提升了當代女性設計師的地位。
薩哈哈蒂作品風格前衛、充滿未來感，曾榮獲建築界最高榮譽的「Pritzker建築獎」，作品包括紐約古根漢美術館和倫敦設計博物館等。近期她為香奈兒設計的大型建築物──行動美術館 (Mobile Art)，即將在香港展出，免費開放參觀。
年輕又美麗的派翠西亞奧克拉也是建築師，她曾為Alessi、B&B 、Flos、Kartell等知名家飾品牌設計作品，並有多項作品榮獲紐約當代美術館收藏。凱莉霍普也是世界大獎的常勝軍，其中最知名的作品是為英國航空設計機艙內裝。
2008年1月11日 星期五
Great trawl of China
By Peter Aspden
Published: January 11 2008 17:52 | Last updated: January 11 2008 17:52
The nascent economic giant that is China is nudging its way ever more insistently into western consciousness but does it have a distinctive voice? No one would argue against the spectacular growth projections and the sheer weight of numbers that testify to China’s growing importance in the world. That is a closed argument by now.
But we seem to want something more. It is a truism that economic prosperity is accompanied by cultural prowess. We are conditioned to think that the world’s new economic powerhouse should also be its artistic trailblazer – think of Renaissance Florence, or New York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ast century.
Western art, fraying a little round the edges, flirting ever more dangerously with decadence, is glancing eastwards with a heady combination of excitement and anxiety. What will be our new cultural landmarks? And what, if anything, can they teach us about ourselves?
British observers are about to get a crash course in the subject with the launch next month of “China Now”. More than 800 events, encompassing art, design, cuisin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port, constitute Britain’s largest ever festival of Chinese culture.
The festival is a business initiative, chaired by Stephen Green, group chairman of HSBC, the bank that was founded by a group of traders in China in the mid-19th century. It is little surprise that he sees a direct link between the burgeoning spirit of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country these days, and the flourishing of a new creative spirit.
We talk in his office at HSBC’s headquarters in London, where he is freshly returned from breakfast with the Chinese ambassador. She has reaffirmed her belief to him, he says, that “China Now” will be an event of “profound importance” in transforming British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Green says he hopes the British public will be surprised by what they see. “Of course people admire things like the calligraphy or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But what they may not appreciate is the effervescence and liveliness of w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 today.”
Much of that effervescence is associated with new Chinese wealth. The contemporary art market, as elsewhere in the world, is booming, with the scene’s most famous names beginning to attract serious money: the record £2.9m paid for Yue Minjun’s “Execution” in Sotheby’s London last October was instantly trumped by the £4.6m raised by Cai Guo-Qiang’s series of gunpowder paintings the following month at Christie’s Hong Kong.
Beijing’s 798 district, a giant Bauhaus former munitions factory turned into a collective of small art galleries, already has the feel of a shopping mall rather than a radical cultural experiment, with its own hip sense of self-conscious wit: one of the restaurants in the complex is adorned with large black and white pictures of east German communist dignitaries visiting the site in its former incarnation, a gentle ironic reminder of times past. But the predictable symbiosis between a new affluent class and young, fashionable artists is one thing – to wonder whether there is anything fresh, distinctive or radical in what Chinese culture has to offer is quite another.
One of the centrepieces of London’s Chinese festival is ‘China Design Now’, an exhibition at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opening in March that examines the cutting edge of a range of activities, from fashion and lifestyle to grand architectural projects. It will be as good an indicator as any of the extent and worth of Chinese cultural innovation.
Design, like its close cousin contemporary art, is a globalised phenomenon in which distinct national traditions increasingly struggle to be noticed. Can China buck the trend?
The show will be split into three locations and their associated themes: the “dream city” of Shanghai; the “future city” of Beijing and the “frontier city” of Shenzhen. It will bring together the work of young designers, some of them not yet born when the slow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haw of the 1980s began to take effect.
One of them is China’s architectural superstar Ma Yansong, the first Chinese architect to win an important foreign commission, with his twisted “Absolute Towers” project for Mississauga in Canada. Speaking in his Beijing studio on the day after his 32nd birthday, he is the epitome of Chinese cool, laconic and understated in his assessment of the city’s cultural scene.
He says there are two distinctively Chinese features to his architectural designs: an emphasis on nature, and an instability of form. Both come to the fore in his playful reinterpretation of Mies van der Rohe’s famous Farnsworth House, the undulating forms of which make it look like it is melting.
A project for the Venice Biennale saw him cover Tiananmen Square with a landscaped forest. “We know that people like trees,” he says simply. “The intention was to make something more free, more public.” There is only the merest hint of the acute symbolism with which such a notorious venue inevitably resounds. He says he has a slogan – “Be political or be polite” – and gives every impression that he is performing a highly skilled balancing act between the two.
He is relatively impolite about Beijing’s most prestigious current project, Rem Koolhaas and Ole Scheeren’s large and ostentatious headquarters for CCTV, China’s national broadcaster. “It gives another feeling to the city. It is like when you have a nice family dinner, and a stranger suddenly comes in.”
In spite of his tender years, Ma does not lack confidence. He trained with Zaha Hadid and say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she taught him was the way in which “she focused on her personal interests. She doesn’t care.”
If Beijing, with its inevitable emphasis on grand Olympic-scaled projects, is a relative newcomer to the western concept of modern cultural regeneration, Shanghai, with its worldly cosmopolitan background, is more organic in its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My search for a distinctively Chinese approach to design took me here to the studios of fashion designer Lu Kun, an up-and-coming figure, just 26 years old, who will also be featured in the V&A show.
The focus of his work is the city in which he works, rather than his country. The Shanghainese woman, he says, is not like any other Chinese woman, having absorbed British and French influences, and having learnt the delicate arts of assertion over their menfolk. “They don’t subdue themselves. They are quite bitchy,” he says with relish.
He shows me a dress that he deconstructs for me: it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qipao, which has been made transparent to show off the corset (a European influence) inside it. The fabric is rough, he says (“women need to be rough”) and the length is adjustable, from short and practical to long and diva-like. “It is a dress with several layers of meaning. It is for the multi-dimensional woman.”
I ask him if the wife of a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 would wear a dress like that. “If she did, the police would be round the next morning,” he jokes quick as a flash.
Among the several designers I met in both Beijing and Shanghai, the issue of government liberalisation is scarcely referred to, although widely taken for granted. Ma Yansong says he has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authorities – “If they trust you, they believe anything can happen”.
Truth is, such is the powerful nexus between new money and the fleets of young, talented designers busy working for the emergent urban middle classes, that there is no need for any kind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e idea that art might act as some kind of subversive or shadowy force in what is still, after all, a country with dubious democratic credentials, does not seem to arise. A new economy means new lifestyles, and new lifestyles demand new products, and new innovators. It is win-win.
It may be the cleverest feat yet of China’s leaders, to allow economic and cultural liberalisation to flourish hand-in-hand while keeping a brake on the more challenging issue of political reform.
That flies in the face of the widely held western belief, that art can and should be an important instrument of social change. It is no accident that one of the most widely recognised Chinese artists is Wang Guangyi, whose prop art posters ironically mix cultural revolution iconography with western brand names such as Chanel, Rolex and Coca-Cola. Wang is a one-trick pony – but it is a trick that reveals a deeper truth abou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meantime, perhaps we should have more modest ambitions for “China Now” than to expect a definitive state-of-the-art announcement on a country that is multifarious and complex. I ask Peter Wong, HSBC’s executive director for Hong Kong and China, what message he thinks the festival could impart, and his reply is simple.
“What I hope people will understand is that China is changing, and changing for the better,” he says.
“And that China has a very welcoming attitude to culture. And that it is a basically polite and friendly society that treats people with respect and good manners.”
‘China Now’ runs from February to July. ‘China Design Now’, sponsored by HSBC, opens at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on March 15
Copyright The Financial Times Limited 2008
Published: January 11 2008 17:52 | Last updated: January 11 2008 17:52
The nascent economic giant that is China is nudging its way ever more insistently into western consciousness but does it have a distinctive voice? No one would argue against the spectacular growth projections and the sheer weight of numbers that testify to China’s growing importance in the world. That is a closed argument by now.
But we seem to want something more. It is a truism that economic prosperity is accompanied by cultural prowess. We are conditioned to think that the world’s new economic powerhouse should also be its artistic trailblazer – think of Renaissance Florence, or New York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ast century.
Western art, fraying a little round the edges, flirting ever more dangerously with decadence, is glancing eastwards with a heady combination of excitement and anxiety. What will be our new cultural landmarks? And what, if anything, can they teach us about ourselves?
British observers are about to get a crash course in the subject with the launch next month of “China Now”. More than 800 events, encompassing art, design, cuisin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port, constitute Britain’s largest ever festival of Chinese culture.
The festival is a business initiative, chaired by Stephen Green, group chairman of HSBC, the bank that was founded by a group of traders in China in the mid-19th century. It is little surprise that he sees a direct link between the burgeoning spirit of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country these days, and the flourishing of a new creative spirit.
We talk in his office at HSBC’s headquarters in London, where he is freshly returned from breakfast with the Chinese ambassador. She has reaffirmed her belief to him, he says, that “China Now” will be an event of “profound importance” in transforming British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Green says he hopes the British public will be surprised by what they see. “Of course people admire things like the calligraphy or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But what they may not appreciate is the effervescence and liveliness of w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 today.”
Much of that effervescence is associated with new Chinese wealth. The contemporary art market, as elsewhere in the world, is booming, with the scene’s most famous names beginning to attract serious money: the record £2.9m paid for Yue Minjun’s “Execution” in Sotheby’s London last October was instantly trumped by the £4.6m raised by Cai Guo-Qiang’s series of gunpowder paintings the following month at Christie’s Hong Kong.
Beijing’s 798 district, a giant Bauhaus former munitions factory turned into a collective of small art galleries, already has the feel of a shopping mall rather than a radical cultural experiment, with its own hip sense of self-conscious wit: one of the restaurants in the complex is adorned with large black and white pictures of east German communist dignitaries visiting the site in its former incarnation, a gentle ironic reminder of times past. But the predictable symbiosis between a new affluent class and young, fashionable artists is one thing – to wonder whether there is anything fresh, distinctive or radical in what Chinese culture has to offer is quite another.
One of the centrepieces of London’s Chinese festival is ‘China Design Now’, an exhibition at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opening in March that examines the cutting edge of a range of activities, from fashion and lifestyle to grand architectural projects. It will be as good an indicator as any of the extent and worth of Chinese cultural innovation.
Design, like its close cousin contemporary art, is a globalised phenomenon in which distinct national traditions increasingly struggle to be noticed. Can China buck the trend?
The show will be split into three locations and their associated themes: the “dream city” of Shanghai; the “future city” of Beijing and the “frontier city” of Shenzhen. It will bring together the work of young designers, some of them not yet born when the slow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haw of the 1980s began to take effect.
One of them is China’s architectural superstar Ma Yansong, the first Chinese architect to win an important foreign commission, with his twisted “Absolute Towers” project for Mississauga in Canada. Speaking in his Beijing studio on the day after his 32nd birthday, he is the epitome of Chinese cool, laconic and understated in his assessment of the city’s cultural scene.
He says there are two distinctively Chinese features to his architectural designs: an emphasis on nature, and an instability of form. Both come to the fore in his playful reinterpretation of Mies van der Rohe’s famous Farnsworth House, the undulating forms of which make it look like it is melting.
A project for the Venice Biennale saw him cover Tiananmen Square with a landscaped forest. “We know that people like trees,” he says simply. “The intention was to make something more free, more public.” There is only the merest hint of the acute symbolism with which such a notorious venue inevitably resounds. He says he has a slogan – “Be political or be polite” – and gives every impression that he is performing a highly skilled balancing act between the two.
He is relatively impolite about Beijing’s most prestigious current project, Rem Koolhaas and Ole Scheeren’s large and ostentatious headquarters for CCTV, China’s national broadcaster. “It gives another feeling to the city. It is like when you have a nice family dinner, and a stranger suddenly comes in.”
In spite of his tender years, Ma does not lack confidence. He trained with Zaha Hadid and say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she taught him was the way in which “she focused on her personal interests. She doesn’t care.”
If Beijing, with its inevitable emphasis on grand Olympic-scaled projects, is a relative newcomer to the western concept of modern cultural regeneration, Shanghai, with its worldly cosmopolitan background, is more organic in its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My search for a distinctively Chinese approach to design took me here to the studios of fashion designer Lu Kun, an up-and-coming figure, just 26 years old, who will also be featured in the V&A show.
The focus of his work is the city in which he works, rather than his country. The Shanghainese woman, he says, is not like any other Chinese woman, having absorbed British and French influences, and having learnt the delicate arts of assertion over their menfolk. “They don’t subdue themselves. They are quite bitchy,” he says with relish.
He shows me a dress that he deconstructs for me: it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qipao, which has been made transparent to show off the corset (a European influence) inside it. The fabric is rough, he says (“women need to be rough”) and the length is adjustable, from short and practical to long and diva-like. “It is a dress with several layers of meaning. It is for the multi-dimensional woman.”
I ask him if the wife of a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 would wear a dress like that. “If she did, the police would be round the next morning,” he jokes quick as a flash.
Among the several designers I met in both Beijing and Shanghai, the issue of government liberalisation is scarcely referred to, although widely taken for granted. Ma Yansong says he has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authorities – “If they trust you, they believe anything can happen”.
Truth is, such is the powerful nexus between new money and the fleets of young, talented designers busy working for the emergent urban middle classes, that there is no need for any kind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e idea that art might act as some kind of subversive or shadowy force in what is still, after all, a country with dubious democratic credentials, does not seem to arise. A new economy means new lifestyles, and new lifestyles demand new products, and new innovators. It is win-win.
It may be the cleverest feat yet of China’s leaders, to allow economic and cultural liberalisation to flourish hand-in-hand while keeping a brake on the more challenging issue of political reform.
That flies in the face of the widely held western belief, that art can and should be an important instrument of social change. It is no accident that one of the most widely recognised Chinese artists is Wang Guangyi, whose prop art posters ironically mix cultural revolution iconography with western brand names such as Chanel, Rolex and Coca-Cola. Wang is a one-trick pony – but it is a trick that reveals a deeper truth abou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meantime, perhaps we should have more modest ambitions for “China Now” than to expect a definitive state-of-the-art announcement on a country that is multifarious and complex. I ask Peter Wong, HSBC’s executive director for Hong Kong and China, what message he thinks the festival could impart, and his reply is simple.
“What I hope people will understand is that China is changing, and changing for the better,” he says.
“And that China has a very welcoming attitude to culture. And that it is a basically polite and friendly society that treats people with respect and good manners.”
‘China Now’ runs from February to July. ‘China Design Now’, sponsored by HSBC, opens at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on March 15
Copyright The Financial Times Limited 2008
2007年6月27日 星期三
藝術家╱商人╱鬼才—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策略 (下)
【文／陳沛岑】
藝術企業：KaiKai KiKi走向全能的藝術公司
2001年，於無數的經驗累積之後，Hiropon工廠已逐漸成為一專業的藝術生產公司，村上隆把其重新命名為「KaiKai KiKi」（有勇敢、強壯之意），並賦予其更多元的任務。公司內部有超過100名的員工，分駐在紐約長島與東京廣尾町（Hiroo），專業細密地分工，主力放在：1、藝術品的生產、行銷；2、旗下六位簽約藝術家的經營管理、良好公共關係的打造；3、藝術策展與活動推廣：公司經理人部門的合作對象偏向選擇國內外知名的畫廊、美術館，企圖把旗下藝術家推上國際舞台，而當他們有機會在藝廊舉辦個展時，每賣出一張作品，公司即會向展出畫廊收取10%的佣金；4、藝術附屬產品的生產設計與行銷，如小到3塊美元的泡泡糖、公仔、鑰匙環，大至100萬美元的雕塑，由低至高的價格，完美地一網打盡各階層的消費族群。
2003年他在東京分公司更成立了一個專業的動畫工廠「Daikanyama」，負責把自己與旗下藝術家的作品轉成動畫，以助推廣與行銷。身為總監，他靈活地以商業頭腦經營公司，使其成為一有制度的企業，例如他向比爾．蓋茲（Bill Gates）學習，把數位資訊流動的觀點帶進工作環境，要求東京與紐約的組織通訊必須經由電子郵件，公司每人每天須以電郵交流工作進度，並利用數位工具創造跨部門的虛擬團隊，分享知識與即時利用彼此的觀念。而虛擬的網路市場建立，也不限定點地向全球顧客叫賣，提供多樣性的藝術商品；公司在每個月更以電子報的方式寄送新產品的資訊、與企業新訊給網路訂戶。
開創市場：Geisai藝術慶典的多重效應
村上隆認為日本藝術家在戰後普遍面臨的困境是：沒有一個可信賴的藝術市場，而日本拍賣市場的階級化、保守化，更無法長久地支持一個藝術家事業的建立與發展。於是，起初他的藝術策略是把精力投注在海外的作品行銷，而在看見成果之時，他選擇於有經濟能力時回到日本，企圖以自己的力量重建新型的市場模式；也呼籲年輕的藝術家須思考一些市場與自我經營的商業概念，才能在這殘酷、現實的藝術體制下生存。
從2001年起，他策劃了每年兩次的Geisai藝術慶典，設定極低的門檻限制，以申請制的模式開放給來自各地的日本藝術工作者，在他所提供的空間展出。雖然這個慶典每次只維持兩天，但在六年內，它的參觀人次逐年攀升，從第一屆的1,800人，至第十屆已暴增至9,809人（並有近1,000人的參展者），Geisai顯然已經在日本建立了自己的品牌與人氣，不少策展人與收藏家皆視此為尋找挖掘藝術新星的必來盛宴—Geisai業已成為年輕藝術家初出茅廬、一展身手的閃亮平台。
除了展覽之外，村上隆也找來國內外重量級的藝術家、策展人，如草間彌生（Yayoi Kusama）、柰良美智（Yoshitomo Nara）、南條史生（Fumio Nanjo）、艾略特（David Elliott）、佳士得當代藝術國際部門主管塞加洛（Philippe Segalot）擔任評委，選出前三名頒予獎項。這樣的評委陣容團隊，除了直接讓藝術世界的掌權者認識日本當代藝術的活力，也間接拓展了參展藝術家們的出線機會。得獎主在賽事之後，被邀請到國外參展的案例比比皆是，例如第五屆金獎得主木下雅雄（Masao Kinoshita）的雕塑作品受邀至佳士得送拍，登上拍賣舞台；第六屆金獎得主Erina Matsui作品深受法國卡地亞藝術基金會主任Herve Chandes喜愛，受邀至法國參與基金會舉辦的聯展。除此之外，村上隆年年幫得獎主的作品發行畫冊、書籍，亦向其他國際性的藝博會主動推薦他們的參與。Geisai在今日除了成功地打開了日本藝術的消費市場，也對年輕藝術家造成一股正向的鼓舞力量，並更加鞏固村上隆在藝術上教父級的地位。
延伸觸角：時尚異業結盟擁抱消費文化
村上隆並不把自己的活動侷限在純藝術領域，對於時尚界的邀請，他一向熱衷參與，例如他與三宅一生（Issey Miyake）在1999年首度結識後，次年便參與了他的服裝設計，發表了許多精彩的共同創作。而從2001至2004年，KaiKai KiKi公司旗下的高野綾（Aya Takano）、青島千穗（Chiho Aoshima）、及化名Mr.的藝術家Masakatsu Iwamoto皆與三宅一生的時尚工業進行緊密的合作，把他們卡漫風格的創作與服飾結合，其作品並於2004年聯展於巴黎頂尖的當代藝術畫廊「艾曼紐．帕洛汀」（Emmanuel Perrotin Galerie），掀起了一股時尚與藝術工藝結合的風潮。
2003年，村上隆接受時尚設計師馬克．雅各（Marc Jacobs）的邀請，重新為老牌LV換上新裝，把他的超扁平藝術理論與可愛的創作角色運用於包包設計上，營造雙贏的結果與可觀的附加價值—除為村上隆的事業再創高峰外，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指出，他的LV手提包及其他延伸性商品設計，在2003年已為LV創下3億美元的進帳。村上隆在此擁抱、親吻普羅文化的態度也表露無遺，並同時把自己打造成藝術界與時尚界的明星！
擁抱未來：永遠的變色龍
紐約的新當代美術館（New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董事菲力普（Lisa Phillips） 說：「村上隆的作品混合了幻想、啟示與純真。這些都是當代渴求的元素，而他的公共雕塑、巨型作品編輯計畫、商品化的生產線與共同合作的工作策略是非常有野心與企圖心的計畫。」除了企圖心，我們甚至可以說，村上隆是個近乎全方位的藝術家，他像變色龍般地轉換自己的顏色，恣意地遊走在創作者、策展人、經理人、公司總裁、理論家、藝術導師的多重身分之中，展現令人驚豔的演出與高度的敏銳度。他日前在紐約高古軒畫廊（Gagosian Gallery）舉辦了新作展，其中嶄新地融入了日本的禪學元素，一幅幅村氏達摩圖現身其中，在開慕典禮時更有現場茶道演出，再度掀起一股旋風。其不拘於過往形式、求新求變的精神更是他的致勝關鍵！
【典藏今藝術2007年6月號】
藝術企業：KaiKai KiKi走向全能的藝術公司
2001年，於無數的經驗累積之後，Hiropon工廠已逐漸成為一專業的藝術生產公司，村上隆把其重新命名為「KaiKai KiKi」（有勇敢、強壯之意），並賦予其更多元的任務。公司內部有超過100名的員工，分駐在紐約長島與東京廣尾町（Hiroo），專業細密地分工，主力放在：1、藝術品的生產、行銷；2、旗下六位簽約藝術家的經營管理、良好公共關係的打造；3、藝術策展與活動推廣：公司經理人部門的合作對象偏向選擇國內外知名的畫廊、美術館，企圖把旗下藝術家推上國際舞台，而當他們有機會在藝廊舉辦個展時，每賣出一張作品，公司即會向展出畫廊收取10%的佣金；4、藝術附屬產品的生產設計與行銷，如小到3塊美元的泡泡糖、公仔、鑰匙環，大至100萬美元的雕塑，由低至高的價格，完美地一網打盡各階層的消費族群。
2003年他在東京分公司更成立了一個專業的動畫工廠「Daikanyama」，負責把自己與旗下藝術家的作品轉成動畫，以助推廣與行銷。身為總監，他靈活地以商業頭腦經營公司，使其成為一有制度的企業，例如他向比爾．蓋茲（Bill Gates）學習，把數位資訊流動的觀點帶進工作環境，要求東京與紐約的組織通訊必須經由電子郵件，公司每人每天須以電郵交流工作進度，並利用數位工具創造跨部門的虛擬團隊，分享知識與即時利用彼此的觀念。而虛擬的網路市場建立，也不限定點地向全球顧客叫賣，提供多樣性的藝術商品；公司在每個月更以電子報的方式寄送新產品的資訊、與企業新訊給網路訂戶。
開創市場：Geisai藝術慶典的多重效應
村上隆認為日本藝術家在戰後普遍面臨的困境是：沒有一個可信賴的藝術市場，而日本拍賣市場的階級化、保守化，更無法長久地支持一個藝術家事業的建立與發展。於是，起初他的藝術策略是把精力投注在海外的作品行銷，而在看見成果之時，他選擇於有經濟能力時回到日本，企圖以自己的力量重建新型的市場模式；也呼籲年輕的藝術家須思考一些市場與自我經營的商業概念，才能在這殘酷、現實的藝術體制下生存。
從2001年起，他策劃了每年兩次的Geisai藝術慶典，設定極低的門檻限制，以申請制的模式開放給來自各地的日本藝術工作者，在他所提供的空間展出。雖然這個慶典每次只維持兩天，但在六年內，它的參觀人次逐年攀升，從第一屆的1,800人，至第十屆已暴增至9,809人（並有近1,000人的參展者），Geisai顯然已經在日本建立了自己的品牌與人氣，不少策展人與收藏家皆視此為尋找挖掘藝術新星的必來盛宴—Geisai業已成為年輕藝術家初出茅廬、一展身手的閃亮平台。
除了展覽之外，村上隆也找來國內外重量級的藝術家、策展人，如草間彌生（Yayoi Kusama）、柰良美智（Yoshitomo Nara）、南條史生（Fumio Nanjo）、艾略特（David Elliott）、佳士得當代藝術國際部門主管塞加洛（Philippe Segalot）擔任評委，選出前三名頒予獎項。這樣的評委陣容團隊，除了直接讓藝術世界的掌權者認識日本當代藝術的活力，也間接拓展了參展藝術家們的出線機會。得獎主在賽事之後，被邀請到國外參展的案例比比皆是，例如第五屆金獎得主木下雅雄（Masao Kinoshita）的雕塑作品受邀至佳士得送拍，登上拍賣舞台；第六屆金獎得主Erina Matsui作品深受法國卡地亞藝術基金會主任Herve Chandes喜愛，受邀至法國參與基金會舉辦的聯展。除此之外，村上隆年年幫得獎主的作品發行畫冊、書籍，亦向其他國際性的藝博會主動推薦他們的參與。Geisai在今日除了成功地打開了日本藝術的消費市場，也對年輕藝術家造成一股正向的鼓舞力量，並更加鞏固村上隆在藝術上教父級的地位。
延伸觸角：時尚異業結盟擁抱消費文化
村上隆並不把自己的活動侷限在純藝術領域，對於時尚界的邀請，他一向熱衷參與，例如他與三宅一生（Issey Miyake）在1999年首度結識後，次年便參與了他的服裝設計，發表了許多精彩的共同創作。而從2001至2004年，KaiKai KiKi公司旗下的高野綾（Aya Takano）、青島千穗（Chiho Aoshima）、及化名Mr.的藝術家Masakatsu Iwamoto皆與三宅一生的時尚工業進行緊密的合作，把他們卡漫風格的創作與服飾結合，其作品並於2004年聯展於巴黎頂尖的當代藝術畫廊「艾曼紐．帕洛汀」（Emmanuel Perrotin Galerie），掀起了一股時尚與藝術工藝結合的風潮。
2003年，村上隆接受時尚設計師馬克．雅各（Marc Jacobs）的邀請，重新為老牌LV換上新裝，把他的超扁平藝術理論與可愛的創作角色運用於包包設計上，營造雙贏的結果與可觀的附加價值—除為村上隆的事業再創高峰外，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指出，他的LV手提包及其他延伸性商品設計，在2003年已為LV創下3億美元的進帳。村上隆在此擁抱、親吻普羅文化的態度也表露無遺，並同時把自己打造成藝術界與時尚界的明星！
擁抱未來：永遠的變色龍
紐約的新當代美術館（New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董事菲力普（Lisa Phillips） 說：「村上隆的作品混合了幻想、啟示與純真。這些都是當代渴求的元素，而他的公共雕塑、巨型作品編輯計畫、商品化的生產線與共同合作的工作策略是非常有野心與企圖心的計畫。」除了企圖心，我們甚至可以說，村上隆是個近乎全方位的藝術家，他像變色龍般地轉換自己的顏色，恣意地遊走在創作者、策展人、經理人、公司總裁、理論家、藝術導師的多重身分之中，展現令人驚豔的演出與高度的敏銳度。他日前在紐約高古軒畫廊（Gagosian Gallery）舉辦了新作展，其中嶄新地融入了日本的禪學元素，一幅幅村氏達摩圖現身其中，在開慕典禮時更有現場茶道演出，再度掀起一股旋風。其不拘於過往形式、求新求變的精神更是他的致勝關鍵！
【典藏今藝術2007年6月號】
藝術家╱商人╱鬼才—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策略 (上)
【文／陳沛岑】
提到村上隆，首先映入你腦中的印象會是什麼？是那個跟時尚工業龍頭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合作，創作微笑櫻花包、色彩繽紛的LV印花壓字包的設計師？還是外表看起來像流浪漢，蓄著長髮戴著眼鏡的日本藝術家？或是藝術慶典Geisai 的創辦人？不論你以什麼方式來認識村上隆，不可否認的是—他異軍突起地擺脫藝術家之於貧窮的等號，及其掀動新世代藝術浪潮的能耐。
村上隆，1962年生於東京一個平凡的家庭，父親是計程車司機，母親為全職家庭主婦；大學時他進入國立東京當代藝術與音樂大學（Toky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Fine Art and Music）就讀，1993年獲博士畢業於東大，主修日本傳統繪畫。然而，這樣的他，在近年創造了近乎神話般的紀錄，例如在拍賣市場上，芝加哥藏家艾迪斯（Stefan Edis）於2003年的佳士得拍賣會以56萬7,500美元買下他在1996年創作的一個帶有強烈卡漫特質，六呎高的玻璃纖維女侍雕塑《Miss ko2》。同年，佳士得老闆皮諾（Francois Pinault）以150萬美元委託他製作一個30呎高，充滿童趣的《Tongarikun》，以及四個環繞在旁的香菇變形人物玻璃纖維群像，齊展於洛克斐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從那時起，村上隆成功地吸引歐美人士的目光，他的名字並羅列在諸多藏家的收藏名單之中，許多的創作甚至在正式開始繪做之前即已售出。除此之外，東、西方的藝評家們也肯定其藝術地位，屢屢稱他是日本的安迪．沃荷（Andy Warhol）。究竟，他是如何能獲致今日的成功？作為一個藝術家，他的生存要訣又是什麼？
競爭優勢：日本次文化的極致表現
雖然村上隆早年亦嘗試做了些近西方思潮的觀念性作品；然而在博士畢業後赴紐約駐村其間，他體會到倘若要在國際藝術世界佔有一席之地，必定要走出自己的路、找到本身的特殊性。於是一連串的冒險與試驗隨之展開—他改而從日本尋找藝術表現的養分，轉往後現代日本文化分析，提煉出屬於日本的文化獨特性。村上隆在觀察與分析的過程中，他發現了兩個日本世代的特質—對於漫畫、卡通等次文化的著迷及其衍生出的御宅族（Otaku）現象，與可愛（Kawaii）的當代文化。
村上隆說：「動畫在日本是個巨型工業，它廣泛地被傳播，大眾在成長的過程中也一直不斷地閱視它。動漫甚至可以說是部分日本的國族意識。」卡漫無疑是日本共同的世代語言；而御宅族指的則是熱衷於動畫、漫畫及電腦遊戲等次文化的人，通常有收集各式模型的癖好。針對此一特質，村上隆從中汲取部分日本卡漫的特殊性：暴力美學、帶有性隱喻的人物，以及御宅族對模型收藏的狂熱，將它轉化到藝術上。這類的代表作品有1997年驚世駭俗的《Hiropon》，一個有著大眼睛、張嘴露齒微笑，與過大、正噴出乳汁的巨型乳房—集情色誘惑力與美麗於一身的七呎高女孩塑像，宛如御宅族收藏的美少女（Bishojo）模型放大版。針對此作，村上隆自言：「我的靈感來自於一款以巨乳少女為主角的遊戲，在這個畸形少女的身上，我看到了日本文化的深厚歷史，日本人的性自卑以及逐漸變態的性文化。我意識到如果將她做成作品的話，將帶來多麼大的衝擊！」這樣的衝擊，的確撼動了藝術世界，打響了他的知名度。
在接續的創作中，1998年的《我的寂寞牛仔》(My Lonesome Cowboy)也延續了這些元素，只是這次的主角變成男性。而於1999年後期，他開始討論可愛的文化現象，思考著為何Hello Kitty、口袋怪物會受大眾喜愛？它們在市場上的生存祕訣與普遍性為何？這樣的秘訣沿用到藝術上是否也同時有效？村上隆分析著共通的「可愛的原則」，找到了一個決定可愛角色的系統─「在圓形之中兩個像眼睛的圓點，與一個微笑的嘴巴」。無數可愛的角色於是乎被創造出來，如Mr. DOB、Mr. Pointy、微笑花朵、色彩繽紛的磨菇、熊貓；然而，可愛背後的無深度虛空，也透過無數的角色複製呈現於畫面之中。面對這樣的作品，在西方人眼中，它們滿足了其對日本異國文化的想像與刻板印象，與表面繁瑣、無深度的文化特質。而在多數東方人眼中，若不深究作品中隱含的嚴肅議題，可愛的人物外表便毫不費力地擄獲了大眾的心。村上隆的招牌語彙也就此建立起來，對新世代的族群招手微笑。
創作哲學：精緻生產，大量繁衍
村上隆並非單打獨鬥的創作，他在1994、1996年分別在紐約布魯克林與東京設立了工作室，在東京的空間命名為「Hiropon工廠」，招募助手來幫助他實踐其對繪畫與雕塑想法、把觀念轉成藝術品。村上隆早期的作品一向堅持手繪的原則，然不一定皆由他所繪。通常在創作時，他會先在電腦上畫草稿，再請助手修圖，在經過他的確認後，助手會用電腦印出完稿，再一絲不茍地按大小、比例、顏色畫到帆布上。從2003年開始，他每年大概會為100張畫作及為數不少的雕塑、設計作品簽名，而作品在完成後，即會被裝箱運往世界各地。雖然其中不乏相似度極高的作品，但村上隆自言：「不怕重複自己的作品，只要市場有需要，便會生產。」
村上隆的大量生產藝術策略打破了傳統藝術品「獨一無二的哲學」（one-of-a-kind philosophy），企圖創造最大的產值。他認為：「複製作品是其中一個方式，它可讓其他的國家體會、浸凐於日本文化之中。對於世界上相對的少數民族（像日本人）來說，他們需要為更好的生存機會做選擇；就像某些物種一次會產下大量的卵得以爭取延續物種生命的機會一般，我的藝術也是如此！」
【典藏今藝術2007年6月號】
提到村上隆，首先映入你腦中的印象會是什麼？是那個跟時尚工業龍頭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合作，創作微笑櫻花包、色彩繽紛的LV印花壓字包的設計師？還是外表看起來像流浪漢，蓄著長髮戴著眼鏡的日本藝術家？或是藝術慶典Geisai 的創辦人？不論你以什麼方式來認識村上隆，不可否認的是—他異軍突起地擺脫藝術家之於貧窮的等號，及其掀動新世代藝術浪潮的能耐。
村上隆，1962年生於東京一個平凡的家庭，父親是計程車司機，母親為全職家庭主婦；大學時他進入國立東京當代藝術與音樂大學（Toky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Fine Art and Music）就讀，1993年獲博士畢業於東大，主修日本傳統繪畫。然而，這樣的他，在近年創造了近乎神話般的紀錄，例如在拍賣市場上，芝加哥藏家艾迪斯（Stefan Edis）於2003年的佳士得拍賣會以56萬7,500美元買下他在1996年創作的一個帶有強烈卡漫特質，六呎高的玻璃纖維女侍雕塑《Miss ko2》。同年，佳士得老闆皮諾（Francois Pinault）以150萬美元委託他製作一個30呎高，充滿童趣的《Tongarikun》，以及四個環繞在旁的香菇變形人物玻璃纖維群像，齊展於洛克斐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從那時起，村上隆成功地吸引歐美人士的目光，他的名字並羅列在諸多藏家的收藏名單之中，許多的創作甚至在正式開始繪做之前即已售出。除此之外，東、西方的藝評家們也肯定其藝術地位，屢屢稱他是日本的安迪．沃荷（Andy Warhol）。究竟，他是如何能獲致今日的成功？作為一個藝術家，他的生存要訣又是什麼？
競爭優勢：日本次文化的極致表現
雖然村上隆早年亦嘗試做了些近西方思潮的觀念性作品；然而在博士畢業後赴紐約駐村其間，他體會到倘若要在國際藝術世界佔有一席之地，必定要走出自己的路、找到本身的特殊性。於是一連串的冒險與試驗隨之展開—他改而從日本尋找藝術表現的養分，轉往後現代日本文化分析，提煉出屬於日本的文化獨特性。村上隆在觀察與分析的過程中，他發現了兩個日本世代的特質—對於漫畫、卡通等次文化的著迷及其衍生出的御宅族（Otaku）現象，與可愛（Kawaii）的當代文化。
村上隆說：「動畫在日本是個巨型工業，它廣泛地被傳播，大眾在成長的過程中也一直不斷地閱視它。動漫甚至可以說是部分日本的國族意識。」卡漫無疑是日本共同的世代語言；而御宅族指的則是熱衷於動畫、漫畫及電腦遊戲等次文化的人，通常有收集各式模型的癖好。針對此一特質，村上隆從中汲取部分日本卡漫的特殊性：暴力美學、帶有性隱喻的人物，以及御宅族對模型收藏的狂熱，將它轉化到藝術上。這類的代表作品有1997年驚世駭俗的《Hiropon》，一個有著大眼睛、張嘴露齒微笑，與過大、正噴出乳汁的巨型乳房—集情色誘惑力與美麗於一身的七呎高女孩塑像，宛如御宅族收藏的美少女（Bishojo）模型放大版。針對此作，村上隆自言：「我的靈感來自於一款以巨乳少女為主角的遊戲，在這個畸形少女的身上，我看到了日本文化的深厚歷史，日本人的性自卑以及逐漸變態的性文化。我意識到如果將她做成作品的話，將帶來多麼大的衝擊！」這樣的衝擊，的確撼動了藝術世界，打響了他的知名度。
在接續的創作中，1998年的《我的寂寞牛仔》(My Lonesome Cowboy)也延續了這些元素，只是這次的主角變成男性。而於1999年後期，他開始討論可愛的文化現象，思考著為何Hello Kitty、口袋怪物會受大眾喜愛？它們在市場上的生存祕訣與普遍性為何？這樣的秘訣沿用到藝術上是否也同時有效？村上隆分析著共通的「可愛的原則」，找到了一個決定可愛角色的系統─「在圓形之中兩個像眼睛的圓點，與一個微笑的嘴巴」。無數可愛的角色於是乎被創造出來，如Mr. DOB、Mr. Pointy、微笑花朵、色彩繽紛的磨菇、熊貓；然而，可愛背後的無深度虛空，也透過無數的角色複製呈現於畫面之中。面對這樣的作品，在西方人眼中，它們滿足了其對日本異國文化的想像與刻板印象，與表面繁瑣、無深度的文化特質。而在多數東方人眼中，若不深究作品中隱含的嚴肅議題，可愛的人物外表便毫不費力地擄獲了大眾的心。村上隆的招牌語彙也就此建立起來，對新世代的族群招手微笑。
創作哲學：精緻生產，大量繁衍
村上隆並非單打獨鬥的創作，他在1994、1996年分別在紐約布魯克林與東京設立了工作室，在東京的空間命名為「Hiropon工廠」，招募助手來幫助他實踐其對繪畫與雕塑想法、把觀念轉成藝術品。村上隆早期的作品一向堅持手繪的原則，然不一定皆由他所繪。通常在創作時，他會先在電腦上畫草稿，再請助手修圖，在經過他的確認後，助手會用電腦印出完稿，再一絲不茍地按大小、比例、顏色畫到帆布上。從2003年開始，他每年大概會為100張畫作及為數不少的雕塑、設計作品簽名，而作品在完成後，即會被裝箱運往世界各地。雖然其中不乏相似度極高的作品，但村上隆自言：「不怕重複自己的作品，只要市場有需要，便會生產。」
村上隆的大量生產藝術策略打破了傳統藝術品「獨一無二的哲學」（one-of-a-kind philosophy），企圖創造最大的產值。他認為：「複製作品是其中一個方式，它可讓其他的國家體會、浸凐於日本文化之中。對於世界上相對的少數民族（像日本人）來說，他們需要為更好的生存機會做選擇；就像某些物種一次會產下大量的卵得以爭取延續物種生命的機會一般，我的藝術也是如此！」
【典藏今藝術2007年6月號】
2007年5月26日 星期六
故宮、ALESSI 催生清宮生活精品
【經濟日報／鄭秋霜】
2007.05.26 03:58 am
國立故宮博物院與義大利生活精品設計品牌ALESSI，合作推出的「The Chin Family--清宮
系列」生活精品，日前在故宮舉辦全球首賣，此系列產品將在故宮博物院禮品部及全球
5,000餘個AlESSI經銷點逐步上市，世界各地消費者將可親身體驗故宮生活美學的現代詮釋
。
故宮近年來以「Old is New」為核心精神，創造文化創意產業新價值，與國內外設計師合作
的系列活動中，尤其以與ALESSI的品牌合作廣受國際矚目，不只體現Old is New精神，也是
東方遇到西方的交會。
故宮與ALESSI自2005年共同發表「東西品牌結合，共創文化新契機」品牌合作記者會，並簽
訂合作意向書後，經過一年多的台北、米蘭兩地不間斷地溝通與對話，將深厚的中華文物典
藏，化身為當代生活美學產品。
「The Chin Family」是ALESSI公司首席設計師史帝芬諾‧吉歐凡諾尼（Stefano
Giovannoni）所設計的一系列「清宮家族」家用精品，其創作靈感來自於他參觀故宮時，所
見的一幅清代乾隆皇帝年輕時的畫像。
吉歐凡諾尼以此幅典藏作品為發想，創造出故宮吉祥物「Mr.Chin--清先生」，並衍生設計
出一系列椒鹽罐、蛋杯、香料研磨罐、計時器等趣味橫生的生活精品；未來吉歐凡諾尼將繼
續以故宮院藏文物為元素，設計另一系列產品。
吉歐凡諾尼指出，故宮博物院與ALESSI，在工藝與藝術創作的世界中，是兩個不斷追求極致
與卓越的機構，這次難得的合作，是古今人類文明交會最佳的見證。
「我很榮幸能夠創作Mr.Chin作為故宮的新吉祥物，並設計出ALESSI產品家族中，一個有助
連結於不同文化的系列。」吉歐凡諾尼表示，希望這能讓彼此更靠近。
1954年出生於佛羅倫斯的吉歐凡諾尼，兼具工業設計師、建築設計師與室內設計師等多重身
分，其作品具幽默、拙稚風格，大受正統派卡通的影響。他曾於 2000年贏得「Super &
Popular」最佳設計師頭銜，其經典設計包括「魔術兔牙籤架」、「兔子紙巾架」、及「小
木偶面具漏斗」等。
創立於1921年的ALESSI，是知名家用品設計製造商，以「義大利設計的工廠」聞名全球，他
們深信一切物品外型再渺小，都是創意和科技的偉大結晶。此次與故宮的商品合作，是
ALESSI首度與單一博物館的合作。
2007.05.26 03:58 am
國立故宮博物院與義大利生活精品設計品牌ALESSI，合作推出的「The Chin Family--清宮
系列」生活精品，日前在故宮舉辦全球首賣，此系列產品將在故宮博物院禮品部及全球
5,000餘個AlESSI經銷點逐步上市，世界各地消費者將可親身體驗故宮生活美學的現代詮釋
。
故宮近年來以「Old is New」為核心精神，創造文化創意產業新價值，與國內外設計師合作
的系列活動中，尤其以與ALESSI的品牌合作廣受國際矚目，不只體現Old is New精神，也是
東方遇到西方的交會。
故宮與ALESSI自2005年共同發表「東西品牌結合，共創文化新契機」品牌合作記者會，並簽
訂合作意向書後，經過一年多的台北、米蘭兩地不間斷地溝通與對話，將深厚的中華文物典
藏，化身為當代生活美學產品。
「The Chin Family」是ALESSI公司首席設計師史帝芬諾‧吉歐凡諾尼（Stefano
Giovannoni）所設計的一系列「清宮家族」家用精品，其創作靈感來自於他參觀故宮時，所
見的一幅清代乾隆皇帝年輕時的畫像。
吉歐凡諾尼以此幅典藏作品為發想，創造出故宮吉祥物「Mr.Chin--清先生」，並衍生設計
出一系列椒鹽罐、蛋杯、香料研磨罐、計時器等趣味橫生的生活精品；未來吉歐凡諾尼將繼
續以故宮院藏文物為元素，設計另一系列產品。
吉歐凡諾尼指出，故宮博物院與ALESSI，在工藝與藝術創作的世界中，是兩個不斷追求極致
與卓越的機構，這次難得的合作，是古今人類文明交會最佳的見證。
「我很榮幸能夠創作Mr.Chin作為故宮的新吉祥物，並設計出ALESSI產品家族中，一個有助
連結於不同文化的系列。」吉歐凡諾尼表示，希望這能讓彼此更靠近。
1954年出生於佛羅倫斯的吉歐凡諾尼，兼具工業設計師、建築設計師與室內設計師等多重身
分，其作品具幽默、拙稚風格，大受正統派卡通的影響。他曾於 2000年贏得「Super &
Popular」最佳設計師頭銜，其經典設計包括「魔術兔牙籤架」、「兔子紙巾架」、及「小
木偶面具漏斗」等。
創立於1921年的ALESSI，是知名家用品設計製造商，以「義大利設計的工廠」聞名全球，他
們深信一切物品外型再渺小，都是創意和科技的偉大結晶。此次與故宮的商品合作，是
ALESSI首度與單一博物館的合作。
2007年1月2日 星期二
台灣藝術人才 「設計」上海
2006.01.02 中國時報
丁榮生
台灣大概有上百、上千位各類設計師在大陸發展，但殘酷的事實是，若在台
灣是阿斗，去哪裡都是隨波逐流，而真正能成唯一哥一姊的角色，通常在台灣已
是好傢伙了，「出走只是為了棲息更好的良木」在上海當代藝術館擔任創意總監
的實踐大學教授陸蓉之如此解讀，她是兩岸來來去去的典型，當然重點已移至上
海。
棲息大陸卻在兩岸發揮的，如陸蓉之身兼台灣實踐大學教授，分在兩岸當代
藝術領域策展，以引進國際主流觀念揚名，同時以「讓全球看到華人設計能量」
見長；空間設計，如室內設計師李偉?、建築師李祖原等都是兩岸並進佼佼者。
最後是最常見的跟著台商投資進大陸，如設計師林洲民以達芙尼鞋店設計獲德國
設計大獎、交大教授劉育東以大連電子深圳廠獲邀至各國亮相。
設計名家進大陸 邁向全球捷徑
真正落地上海發展的設計名家登琨豔，認為來大陸發展是聚焦全球的便捷之
道。他就是以保存蘇州河岸清代倉庫向全球發聲而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獎。他
說：「台灣人的才智，只有投入全球議題才更顯精明。」他要人才多多來大陸，
不要讓洋人獨霸，因只有同種族，才珍惜文化的同價感，而非任由西方來中國洗
腦。
「我認為台灣設計師無可避免得藉大陸市場國際化，所幸我們設計競爭力仍
強過他們，且台灣設計經驗到大陸仍有所為。」台灣設計名家姚政仲，也因設計
案而來往大陸，最近膺選國際建築室內設計師協會常務委員，常奔波於大陸之外
的亞洲各國。他樂觀地認為台灣設計師有明天，因為台灣發展早，且設計價值受
西方訓練模式為多，且有本身的東方文化影響，且比起大陸發展早個一、廿年，
所以前往大陸發展，仍有相當地優勢。
只在台灣兜圈子 長遠有如自殺
但競合有優勢嗎？與常聽到的看衰台灣有別，姚政仲認為台灣人未來藉大陸
進軍國際無所避免；而剛開幕的上海當代藝術館，所聘的創意總監為台灣藝術時
尚教母陸蓉之。她認為，當全球聚焦大陸，台灣無可避免要將東京、紐約、倫敦
、巴黎，再加上一個上海，才能清晰體會全球的變遷，但所幸西方文明到中國的
質變，台灣可藉東、西文化的融合優勢，而早早打入國際，她說：「因為台灣現
代化得早，所以在文化融合有優勢且競爭力一流，從雲門舞團的現代舞、趙無極
的畫打動人心，可知優勢在哪裡。」
他們也都點出，台灣設計競爭力優勢在於大陸生活經驗雷同且文化差異不大
。因當前大陸市場胃納大，設計能量不限國際一流好手，連台灣過去的生活鑿痕
在大陸也有相對容量，姚政仲說：台灣「不應小看去大陸發展的國際化經驗，如
只在台灣兜圈子，碰上發展高原期，長遠來說不啻自殺。」
但如何藉中國市場，發展台灣設計能量？基本有直接移民大陸、兩岸奔波與
跟台商蜻蜓點水三類。如登琨豔常駐大陸，以空間與古蹟保存議題取勝，其世界
觀與在地共鳴讓人刮目相看；張毅與楊惠珊的琉璃工房獲亞洲設計獎後，也可說
是台灣人才外流的典型。
台灣Know How 藉大陸平台發展
未來如何強化設計能量？林洲民認為，台灣的設計以輕薄短小著名，以空間
為例，目前在大陸以餐飲、咖啡廳與中小型賣店取勝，如上海南京東路徒步區，
就有台灣西門町的城市風格；但大陸則普遍尺度超大、風土多元與國際活動多（
如奧運、萬國博覽會）為要項。
如何因應？姚政仲強調，台灣的設計Know How雖有，但未來得藉大陸平台發
展整合型、超大尺度及建構自我美學等設計觀的挑戰。林洲民以為，設計對仍在
開發的大陸而言，常被以為是昂貴的選項，但他強調，設計的重點在於深度是否
觸動人心，因此如何體會大陸的生活環境，再藉設計反應未來生活空間，都是台
灣設計要進大陸保握的方向。
丁榮生
台灣大概有上百、上千位各類設計師在大陸發展，但殘酷的事實是，若在台
灣是阿斗，去哪裡都是隨波逐流，而真正能成唯一哥一姊的角色，通常在台灣已
是好傢伙了，「出走只是為了棲息更好的良木」在上海當代藝術館擔任創意總監
的實踐大學教授陸蓉之如此解讀，她是兩岸來來去去的典型，當然重點已移至上
海。
棲息大陸卻在兩岸發揮的，如陸蓉之身兼台灣實踐大學教授，分在兩岸當代
藝術領域策展，以引進國際主流觀念揚名，同時以「讓全球看到華人設計能量」
見長；空間設計，如室內設計師李偉?、建築師李祖原等都是兩岸並進佼佼者。
最後是最常見的跟著台商投資進大陸，如設計師林洲民以達芙尼鞋店設計獲德國
設計大獎、交大教授劉育東以大連電子深圳廠獲邀至各國亮相。
設計名家進大陸 邁向全球捷徑
真正落地上海發展的設計名家登琨豔，認為來大陸發展是聚焦全球的便捷之
道。他就是以保存蘇州河岸清代倉庫向全球發聲而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獎。他
說：「台灣人的才智，只有投入全球議題才更顯精明。」他要人才多多來大陸，
不要讓洋人獨霸，因只有同種族，才珍惜文化的同價感，而非任由西方來中國洗
腦。
「我認為台灣設計師無可避免得藉大陸市場國際化，所幸我們設計競爭力仍
強過他們，且台灣設計經驗到大陸仍有所為。」台灣設計名家姚政仲，也因設計
案而來往大陸，最近膺選國際建築室內設計師協會常務委員，常奔波於大陸之外
的亞洲各國。他樂觀地認為台灣設計師有明天，因為台灣發展早，且設計價值受
西方訓練模式為多，且有本身的東方文化影響，且比起大陸發展早個一、廿年，
所以前往大陸發展，仍有相當地優勢。
只在台灣兜圈子 長遠有如自殺
但競合有優勢嗎？與常聽到的看衰台灣有別，姚政仲認為台灣人未來藉大陸
進軍國際無所避免；而剛開幕的上海當代藝術館，所聘的創意總監為台灣藝術時
尚教母陸蓉之。她認為，當全球聚焦大陸，台灣無可避免要將東京、紐約、倫敦
、巴黎，再加上一個上海，才能清晰體會全球的變遷，但所幸西方文明到中國的
質變，台灣可藉東、西文化的融合優勢，而早早打入國際，她說：「因為台灣現
代化得早，所以在文化融合有優勢且競爭力一流，從雲門舞團的現代舞、趙無極
的畫打動人心，可知優勢在哪裡。」
他們也都點出，台灣設計競爭力優勢在於大陸生活經驗雷同且文化差異不大
。因當前大陸市場胃納大，設計能量不限國際一流好手，連台灣過去的生活鑿痕
在大陸也有相對容量，姚政仲說：台灣「不應小看去大陸發展的國際化經驗，如
只在台灣兜圈子，碰上發展高原期，長遠來說不啻自殺。」
但如何藉中國市場，發展台灣設計能量？基本有直接移民大陸、兩岸奔波與
跟台商蜻蜓點水三類。如登琨豔常駐大陸，以空間與古蹟保存議題取勝，其世界
觀與在地共鳴讓人刮目相看；張毅與楊惠珊的琉璃工房獲亞洲設計獎後，也可說
是台灣人才外流的典型。
台灣Know How 藉大陸平台發展
未來如何強化設計能量？林洲民認為，台灣的設計以輕薄短小著名，以空間
為例，目前在大陸以餐飲、咖啡廳與中小型賣店取勝，如上海南京東路徒步區，
就有台灣西門町的城市風格；但大陸則普遍尺度超大、風土多元與國際活動多（
如奧運、萬國博覽會）為要項。
如何因應？姚政仲強調，台灣的設計Know How雖有，但未來得藉大陸平台發
展整合型、超大尺度及建構自我美學等設計觀的挑戰。林洲民以為，設計對仍在
開發的大陸而言，常被以為是昂貴的選項，但他強調，設計的重點在於深度是否
觸動人心，因此如何體會大陸的生活環境，再藉設計反應未來生活空間，都是台
灣設計要進大陸保握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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