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社會責任 營收成長保證

【經濟日報╱記者宋健生／台中報導】

2008.04.13 03:56 am

企業社會責任（CSR）成為全球企業界的最夯的話題，台灣IBM總經理童至祥昨（12）日表示，最新調查發現，有68%的企業認為CSR可以為企業帶來營收成長，超過半數認同CSR是企業的競爭優勢。

台達電副董事長海英俊也指出，受到地球暖化、氣候變遷的衝擊，CSR已成為全球趨勢，影響所及，包括產業鏈產生重要變化，像電子業的產品回收、綠色設計及電子業共同規範（EICC）等，未來所有產業也都無法回避。

上銀科技董事長卓永財則說，台灣中小企業可藉由公民責任意識的內化，轉化為企業的新競爭力，包括節省能源消耗、植樹綠化等，再者透過提案改善製程中的原材損耗、工時浪費等，都是不難做到的。

天下雜誌昨天在台中舉辦2008天下企業公民論壇，以「企業公民v.s.企業競爭力」為題，邀請童至祥、海英俊及卓永財，暢談各自的見解與企業相關作法。儘管昨天為周末假期，這項論壇仍吸引500餘人參與，座無虛席。

海英俊首先指出，台達電身為全球最大電源供應器製造商，去年生產1.8億顆各式電源供應器，但早在20年前就提出「要提供環保節能產品」的使命宣言，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海英俊說，如果伺服器使用的電源供應器，電源效益能由90%提升至92%，一年就可省下350百萬瓦的用電量，相當於0.7座發電廠的發電量。對台達電而言，把核心競爭力提高，或許比種樹的效果來得更大。

童至祥指出，現在是資訊爆炸的時代，企業所有資訊都變得透明化，如果企業的產品在某個地區發生問題，可能在另一個地區或市場，這家企業就會被認為不夠誠實。

IBM對於CSR的定義，在於企業能否與個人（員工）連結，進一步擴大與社會連結。IBM鼓勵員工參與社會有意義的活動，公司內部甚至建立網站，提供200多個案例作為參考，員工擔任義工超過100個小時，還可獲頒獎狀。

上銀全體員工每月有一個星期六要接受教育訓練，這項名為「知識成長日」的制度已進入第七年，內容從專業領域到親子教育都有。卓永財強調，台灣人工已不再便宜，企業必須朝知識密集的產品走，這是經營基礎環境的一部分。

WMF 廣告創意

Alessi故宮家飾 繽紛喧鬧台灣味

【聯合報╱記者陶福媛／台北報導】

2008.03.27 04:26 am

故宮收藏的老祖宗遺產，果然是個挖不完的金礦。Alessi與故宮合作的「清宮家族」系列，在全球廣受歡迎，本季Alessi乘勝追擊再推出「東方傳奇」系列，義大利設計師Stefano Giovannoni以故宮收藏的傳統民俗畫作中擷取元素，如金魚、蓮花、百合鳥、猴子等，創作一系列的家飾品，預計又會在全球熱賣。

Alessi表示，「清宮家族」以清朝乾隆皇帝的畫像，創造造型可愛的清宮家族成員，如今已推出第二季，銷售業績比預期還要高出三倍，不但歐美人士很喜歡，前往故宮參觀的日本、中國大陸觀光客也都會買回家當紀念。

今年Alessi再度與故宮合作，這一次設計師Stefano Giovannoni選擇有台灣本土風味的年畫、民俗畫如金魚、天堂鳥、百合鳥等，而且色彩採用「台灣紅」的牡丹色、鮮綠、豔紅等，色彩繽紛喧鬧，很有台灣味，與前兩季的中國風大不相同。

目前「東方傳奇」系列已在台灣搶先上市，單品售價從1,300元起跳，有胡椒罐、糖罐等餐桌用品。

奧美創意博覽會：小比賽玩出大整合

‧Cheers 2008/03/25

【文／史書華；攝影／黃建賓】

奧美集團用創意博覽會，要讓員工拼個別創意，也拼內部的整合力。

這天在奧美集團大樓內，有一股說不出來的能量。

電梯中早已貼著「夯」和「劣」兩大字的海報，分別把兩字上下拆解，多了有趣的解釋：用對力是「夯」；用錯力就是「劣」。

隨著電梯上升，屬於會議室空間的樓層更蠢蠢欲動。原先各有主題的會議室，被奧美集團旗下6間子公司重新裝扮，有的擺出專案的大大小小獎盃、有的在地板上貼上指引線，提醒參觀者不要忘了：愈到盡頭，愈藏有精彩。

這是奧美集團一年一度的創意觀摩大賽，6家子公司拿出過去一整年的優秀案子展現，400多位員工手上握著「夯」票，一人一票進行票選，結果就要在當週的尾牙會上公布。

受傷的創意，有機會亮相

去年第一次試辦時，員工卯起來玩，在展覽的前天晚上還留在公司布置會場。

不過，要員工額外花時間的活動，為什麼要舉辦？

「這樣的創意競賽活動，有對外、對內兩個用意，」奧美整合行銷傳播集團執行長黃復華說。以某個層面而言，這讓員工有了發洩的管道。他觀察，提創意給客戶，總有幾個受傷的創意進醫院，被冰起來、不能玩，「但這裡完全是自己的空間，就自己玩吧。」當邀請客戶來參觀博覽時，那些沒有正式出場的創意，等於也有了發聲的機會。

互相觀摩創意，才能做到員工整合

這次創意觀摩大會，更是內部溝通的好時機。

奧美旗下有4個事業體（廣告、公關、數位、互動），彼此好像都懂對方領域一點，「但要往同、還是往異的地方想？很tricky（兩難），」黃復華點出，「做傳播的原理是一樣的。如果有機會能看到別人跟你核心一致、但切入角度和方法不同，可能思維會很不一樣。」

而這樣的觀摩刺激，正好呼應消費者現在的媒體消費習慣。

消費者並不在乎企業做的是廣告還是公關活動，不管是從報紙、電視、數位平台上看到，這些都是他生活中的一部份。「面對消費者，所有東西都要被串連和整合，」黃復華分析。就像這次拿到集團最大獎的「NIKE 5K RUN跑吧！」案例，奧美廣告將廣告策略與路跑活動整合，把「跑」的概念從單純的廣告延伸到實體活動，讓消費者從各媒介接收完整概念。

「各部門要做到整合，第一步就是了解彼此、尊重彼此，」黃復華解釋。不過，要學會從別人身上挖寶，卻需要點磨練。

「很多人鑽進自己的領域後，會有commitment（使命感），」他觀察，「難就難在，當你進去後，還要能夠出來，欣賞其他領域。」

這也是創意博覽會的最大用意。「當大家看到各部門整合的結果，才能創造更大效益，」黃復華說。在傳播環境走向整合發展的同時，一場創意博覽會，「用對力」聚集員工創意，對奧美集團來說，也預告自己新一年的挑戰。

個人篇：整合你的創意力

奧美整合行銷傳播集團執行長黃復華

在這一行，on跟off之間沒有界線。我們工作有很大的特質是要和消費者、社會趨勢產生連結，在上班時能透過客戶、工作團隊取得連結，但那只能提供50％的資訊。事實上我們就是消費者，生活和工作不要切得太清楚，如果不把思維打開，會讓自己躲在一個自認為不受打擾的空間，從另外角度來看，你失去和社會連結的機會。

我的方法是有空就到外面走走。走是「看」跟「吸收」，所以要先有一套消化和整理的邏輯，若沒有抓到軸心，看到更多資訊會愈慌、愈亂。

我建議不妨從3大脈絡為軸心來整合資訊：1.商業環境：你的通路、競爭者是誰？自己產品創新能力如何？2.消費者：現在的消費者是 king，當消費者產生反轉效應時，你把消費者這端當成軸線，在這軸線之下去觀察和消費者相關的資訊。3.文化：所有傳播都在文化脈絡下。在文化相同的基礎上來進行傳播，溝通品質才有深度。雖然這層表面看不出來，但它實際上會影響你的溝通語調，也會影響人們透過語言和圖像所勾起的感受。

【2008年3月Cheers雜誌 單身，最夯】

藝言堂》初準備‧淺準備‧深準備

【經濟日報╱邱天元】

2008.03.22 04:15 am

文化創意無所不在，有時更像打撲克牌時的鬼牌（Joker）無所不能。文化創意可以發揮在各行各業，大家也無不希望藉助文化創意讓自己的商品能討客戶喜愛，賣更高的價錢。

1月初，師大公布「2006-2007全國文化消費調查」，台灣過去一年一人約花470元看電影，平均一人一年進電影院不到兩次；花在表演藝術的金額平均才百元上下，花費在音樂類型活動的金額最高，年平均消費金額為169元。報告中也說經濟不景氣，物價飛漲，消費者自然不敢亂花錢在文化事物上。

對於分布在食衣住行育樂的文創市場，消費者對文化消費其實需要文化的學習準備，而這準備約略可分為「初準備」、「淺準備」與「深準備」。

「文化初準備」：老街上的臭豆腐、蚵仔煎、炒米粉、擔仔麵、烤蕃薯；書展中以動漫畫、同人誌為主打；或娛樂方面的布袋戲、台客文化等，稍加簡單的文化包裝、視覺設計，消費者不需要太多文化上的學習積累，就可以消費、享受，並且很容易獲得滿足。目前在台灣各地以仿古老街、活動市集等招攬觀光的模式，大致屬於此類。

「文化淺準備」：一些利用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康熙乾隆等人物時代背景的故事，或利用三國演義、水滸西遊等來發展內容，或像明華園歌仔戲的《白蛇傳》、《媽祖》等，可屬文化淺準備，因為這些文化商品的提供者，並不用花大力氣去介紹這些故事裡的人物，一般消費者對他們早已經耳熟能詳。

「文化深準備」：交響樂演奏《柴科夫斯基系列》或其他舞蹈、戲劇表演藝術，有時少了公關票、政府或企業包票，要讓觀眾自掏腰包的話，恐怕也有好多場子坐不滿人；或美術館的展覽，那怕門票再便宜，也很難在參觀人數上有所突破。因為除了金錢考量外，更重要的是文化消費者必須有長時間的美學訓練與文化學習的「深準備」。

在社會的金字塔結構裡，當然是文化初準備的人數最多，淺準備其次，深準備的最少。但沒有深度文化準備的消費者，則文創業者無法銷售高文化附加價值的商品。若要長期健康地發展文創產業，就必須提升消費者的文化準備來支撐，而不是政府與企業的資源贊助。

台灣的科技創新力在世界經濟論壇（WEF）的排名為世界第七，那是因為台灣在過去30年有很深的科技準備；在目前台灣重科技、經濟而不重社會人文的大氛圍裡，台灣文化消費者的文化準備可說是「一丈差九尺」，那又遑論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作者是前台灣愛普生公司幕僚長；目前是政大EMBA班文化創意特邀講座主講人，部落格：http://www.wretch.cc/blog/metroshack）

「藝」股熱談 (下)

【文／喬．希爾（Joe Martin Hill）；翻譯／宋偉航；圖／本刊資料室】

另一市場的「中國現象」

在作進一步申論之前，幾個落在中國當代藝術之外的參考點，尚須一提。首先，另一市場裡也有「中國現象」。「埃雪富時新華25基金」（iShares: FTSE/Xinhua 25），這一支追踪中國股指數的基金（紐約證券交易所股票代號：FXT），2006年3月31日的收盤價為74.28美元，而蘇富比在紐約首度舉行亞太當代藝術拍賣，就在這同一天。至於2007年10月5日，最近一次香港秋拍前一天的禮拜五，FXI收盤在191. 61美元。因此，這一支中國指數同樣在這18個月內上漲了約158%──未若蘇富比紐約亞太當代藝術拍賣的總額可觀，但以股票指數言，怎麼看都是很顯著的漲幅。不止FXI股票以蘇富比拍賣平均價的一小部分就可以買到，而且流動性極強；雖然成交量（交易的股份數量）每天有別，但是，2006年3月31日的成交量是267,100，2007年10月5日則是5,824,300──增加了20倍。這裡的重點，不在於把中國當代藝術當投資，拿來和股票指數基金比較，二者各有其利益，也有其風險。這裡要說的是，同一期的這18個月內，股市指數飆漲加上畫作成交量暴增，顯示在這期間熱門的不僅只是中國當代藝術而已。凡是和中國沾得上邊的──尤其是和中國大陸沾得上邊的，只要不是最近屢登頭條的瑕疵消費品就好──幾乎全都很「火」。

驚人的增值幅度

現在再回頭談「藝術」。2004年11月9日晚上，我就正在蘇富比的夜拍現場，那時羅斯科（Mark Rothko）1954年的漂亮大畫《No.6（Yellow, White, Blue over Yellow on Gray）》，以1,736.8萬美元賣出（內含蘇富比佣金），遠遠超過預估的900至1,200萬美元。這樣的金額，看來應該是要咋舌才對；賣主當然很是高興（賣主是慕欽(Robert Mnuchin)，由高盛(Goldman Sachs)高層退下來轉任藝術經理人）。這一幅作品上一次在蘇富比公開拍賣，是1987年5月，售價是92.4萬美元，由此可知這17年的年報酬率是眾所豔羨的18.2%──若真要把這樣一件空靈脫俗的畫作用粗俗的金錢價值來玷污的話。那一晚的拍賣成交總額，達9,350萬美元，創下15年來的新高。先前的拍賣紀錄，是1989年11月創下的──時間正好在藝術市場出現世人難忘的倒栽蔥，直墜而下久久無法翻身的前夕。

當然，2004年11月羅斯科的買主一樣可以好好高興一下：由於買得起的人愈來愈多，羅斯科的重要作品一幅現在就算賣1,740萬美元，還根本像是撿到了便宜！大衛和佩姬．洛克斐勒（David and Peggy Rockefeller）夫婦收藏的羅斯科1950年略小一點的《白色中心（在紅色上的黃色、粉紅和紫色）》（White Center(Yellow, Pink and Lavender on Rose)），在2007年5月的蘇富比拍賣，以7,284萬美元落槌。這一幅畫是洛克斐勒家族於1960年向席德尼簡尼斯藝廊（Sidney Janis Gallery）購入的，此後便一直在該家族手中。雖然《白色中心》絕對是兩幅作品裡面比較重要也比較好的，但兩幅畫的售價，依然可以拿來約略大概算一下羅斯科的重要作品從2004到2007年增值的幅度：約319%。

全球當代藝術市場普遍旺盛

5月15日蘇富比的拍賣所得，高達2億5,490萬美元的巨量，較諸2004年11月破紀錄的成交額，增加達172.6%──雖然其間有很多紀錄都已經破過了。我記不清楚5月15日的成交金額是否創下新的紀錄，但從數字一直往上飆的情況來看，作記錄就顯得沒有多少意義了。第二天晚上，佳士得緊跟著舉行拍賣會，一別苗頭，賣出74件作品，金額高達3億8,470萬美元。那一場拍賣會最搶眼的作品，是沃荷（Andy Warhol）1963年的《綠色車禍──火燒車》一號（Green Car Crash—Burning Car I），90x80英吋的經典之作，以7,172萬美元賣出，預估價是2,500萬至3,500萬美元。那一場拍賣會也拍出了沃荷1962年的《檸檬黃夢露》（Lemon Marilyn），20x16英吋的帆布畫作，以2,804萬美元賣出（預估價未公布）。等到了5月16日晚上落幕，拍賣會上出手的十幅沃荷作品，已經進帳高達嚇死人的13,670.4萬美元，羅斯科1961年的兩幅精緻作品，進帳436萬美元，一幅德庫寧（Williem de Kooning）賣出1,910萬美元，一幅瓊斯（Jasper Johns）賣出1,740萬美元……總共有26位藝術家的作品，創下新的拍賣紀錄，有65件作品的售價超過100萬美元，74%的售價都高出高預估價……事情就這樣。

這倒不是在拿羅斯科、德庫寧、沃荷或是瓊斯作品售出的天價，來和中國當代畫家的售價作比較，中國當代畫家的售價雖然已經狂飆，但還是比較低。這樣的比較，以藝術史的角度來看，在我只覺得荒謬之至；這比較我稍後會再回來略談一下。反之，這裡東一串000、西一串000，為的是要指出現今旺的不僅只是中國當代藝術，現代和當代藝術市場，有很大部分全都跟著很旺。前幾百年裡，當代藝術從來未曾在同一時間，吸引到這麼多人注意，而且，還是在錢潮好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時候。「這年頭不值錢的東西就只剩錢」先前我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同儕，就跟我說過這一句話。

總之，迷「中國東西」的人變多，對當代藝術的興趣變廣，市場的錢坑像是無底洞，價值低估的新興風險性資產大爆炸隨之冒出投機客──這些加總起來，就創造出絕對完全的環境，供中國當代藝術發展。而中國當代藝術由此會再往哪裡去，每個人都像掐指神算，只是，有的人算得準，有的人算不準──其他人則是用推論的吧。不過，過去這三年我們目擊的發展速度，無疑是無法持續下去的。沒有哪一資產類別可以用每六個月擴張30％以上的速度發展下去，漫無止境。這樣的動能──到目前為止跑得還真是快──終究有耗盡的一天。這不是說價格一定會往下跌，或不再往上爬；只不過，價格終有一天是沒辦法跟最近一樣攀升得這麼快。只是在飆得暈頭轉向的市場裡，只要一有平盤的走勢，在有些人，可能就覺得像是天塌下來了。

未知的歷史定位，無法比較的價格

所以，若是羅斯科或沃荷的一幅作品都可以賣到7,200萬美元，另外還有很多畫家也都可以輕易就賣到500萬美元或1,000萬美元以上，那麼，有誰看到張曉剛或是岳敏君的作品標價為幾百萬美元之後，就該瞠目結舌的呢？若分開來個別看，當然不必。只不過，拿沃荷去和岳敏君或是王廣義──舉例罷了── 作比較之所以禁不起推敲，不僅在於沃荷是沃荷，而別人都不是沃荷；光這樣子看，幫助不大。這樣子作比較很笨，是因為蘋果和橘子雖然是在同一區域市場用同一類貨幣在作買賣，但用二者的相對訂價來判斷蘋果或是橘子的本然質素，未必特別有用。沃荷在1960年代以降的藝術發展太過重要，影響也太長久──而且遍及全球，王廣義的作品即為明證（艾未未的創作手法也是）──20世紀少有藝術家可以與之相提並論者，尤以20世紀後半葉為然。沃荷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大家在後世藝術家的造型策略和創作手法上面，一直都看得到沃荷的遺緒，而且是遍及全球。而這一點，是否就可以證明7,200萬美元的標價合理呢？我不知道。不過，管你喜不喜歡他，沃荷的作品和生平，確實是後世發展的基石，而且，現今看起來，這一層關係還要更切近。沃荷自己就說過，「我喜歡把鈔票掛在牆上。你若要花20萬買畫，那我看你還不如把這些鈔票捆好直接掛在牆上就好。這樣，有人到你家去，最先看到的就是牆上的鈔票。」

沃荷於1987年過世，得年58。中國當代藝術市場的超級巨星──大部分都生於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看來都還有好幾年餘裕可以追趕，再讓我們拿他們的作品去和沃荷終身的創作作評比。不過，我們也該記得，沃荷的市場本身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也是很低迷的。所以，或許還要過個 20年，我們才有辦法真的來比較個別的中國當代藝術家在市場上該有的地位，及其於國際藝壇引發的迴響和有何重要的影響──也就是：他們於同輩和後世有多大的衝擊。就是因為這樣，我才說拿羅斯科、沃荷或瓊斯來比較價位會顯得似是而非：這連說拿中國蘋果和西方橘子在比也不算，這簡直就是拿不同世代摘下來的果子在比，產出國是哪裡就根本別提了。荷於1987年過世，得年58。中國當代藝術市場的超級巨星──大部分都生於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看來都還有好幾年餘裕可以追趕，再讓我們拿他們的作品去和沃荷終身的創作作評比。不過，我們也該記得，沃荷的市場本身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也是很低迷的。所以，或許還要過個20年，我們才有辦法真的來比較個別的中國當代藝術家在市場上該有的地位，及其於國際藝壇引發的迴響和有何重要的影響──也就是：他們於同輩和後世有多大的衝擊。就是因為這樣，我才說拿羅斯科、沃荷或瓊斯來比較價位會顯得似是而非：這連說拿中國蘋果和西方橘子在比也不算，這簡直就是拿不同世代摘下來的果子在比，產出國是哪裡就根本別提了。

生於1950年之後的藝術家比較

不過，一旦把焦點調整到比較可以作比對的事情上，結果還真的頗有可觀。在此不妨改看一看世代相近的藝術家──像是把全世界生於1950年後的藝術家拿出來比的──而且作品經大型拍賣公司落槌價達七位數者來作比較吧──這所謂的大型拍賣公司，就姑且以倫敦和紐約的佳士得、蘇富比為準吧。這樣劃出來的範圍，無疑是可以貼上「全球當代藝術」的標籤；而且，這範圍裡面，就有蔡國強（生於1957年）、岳敏君（生於1962年）、和張曉剛（生於1958年）等人的作品，在拍賣會上售價超過百萬美元。

在此，我可能會掛一漏萬，而且，到了下禮拜名單可能就又不一樣了。不過，在我寫這一篇文章的時候，我數得出來的這一類藝術家，連中國藝術家在內，約莫只有30位──相較於現今動輒要從荷包裡掏出來的天文數字，是少得很奇怪。這「百萬俱樂部」的會員有巴斯奇亞（Jean-Michel Basquiat, 1960～1988）、哈林（Keith Haring, 1958～1990）、孔斯（Jeff Koons, 1955）、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 1963）、赫斯特（Damien Hirst, 1965）──全都算是沃荷的嫡傳或是門人，只是層面不一──外加美國人稱「不良少女」的畫家優絲卡瓦潔（Lisa Yuskavage, 1963）和她的英國同輩薩維爾（Jenny Saville, 1970）、希絲莉．布朗（Cecily Brown, 1969），這幾位算是俱樂部裡最年輕的。德國攝影家安德瑞斯．高斯基（Andreas Gursky, 1955）也有此架勢；他在美國著名的同儕雪曼（Cindy Sherman, 1954）亦然。比利時畫家圖伊曼（Luc Tuymans, 1957）和生於南非的瑪琳．杜瑪絲（Marlene Dumas, 1953）、蘇格蘭的多依格（Peter Doig, 1959），也都躋身其間。

至於中國這一邊，我寫這篇文章時，有九位生於1950年後的藝術家躋身這一「百萬俱樂部」──這幾人是蔡國強（1957）、陳丹青（1953）、方力鈞（1963）、冷軍（1963）、劉野（1964）、嚴培明（1960）、岳敏君（1962）、曾梵志（1964）、張曉剛（1957）。另外還有幾位，不出幾個禮拜或幾個月，也應該可以跟他們平起平坐。但這裡最特出的一點，還是這俱樂部那麼快就從歐美獨擅勝場變成有近1/3都是中國人了。至於這市場比較晚才打進來的人裡面，有幾顆最亮的新星，已經數度締造耀眼的成績：我在寫這一篇文章時，張曉剛已經有20件作品於2006和2007年售價衝破百萬，岳敏君有十件（全都在2007年），劉野有五件（全在2007年），曾梵志有六件（一樣全都是在2007年）。我相信再過幾個禮拜這數字會再攀升，「百萬俱樂部」的會員很可能會再多好幾人，不管是不是中國人。

依這樣的數據，我看有三種可能的解釋。第一，我們應該可以說，現在有一些非中國籍的藝術家，其作品相較於中國的同輩，售價算是打了折扣；這就使得中國當代藝術家於枱面上的價格，變成了國際同儕團體比較分析的基準點，也由此可以推論，應該還有「別的」同級甚或略勝一籌的藝術家的「價值」，未獲認同。另一方面，我們可能也可以說，中國當代藝術最閃亮的明星（或者至少有幾位），目前的價值是高估的，這就又使得當代國際藝術家於枱面上的價格，成為同世代同儕團體裡的基準點了。最後，可能有人要說，如今，國際上生於1950年後最重要的藝術家裡，有整整1/3都是中國人──雖然不過幾年前，根本沒人想得到會有這狀況；而這樣一看，就等於是把市場價值當成「重要意義」的替代詞，而「百萬俱樂部」的人口統計資料，也就只剩表面價值了。上述這些說法或許各有千秋，有的切中真實面的部分遠大於其他；只是，這些說法無一算得上充分。

由於市場上琳瑯滿目的各色飛靶還在繼續演進，讀者可以自行就數據資料來選擇自認為可信的解釋──若真還有可信的解釋的話。從今而後的發展，任誰都可以作解讀。只是，現在最清楚可見的僅只是：我們現在的處境，18個月後絕對不會一樣──這一點，有些人的解釋可能就比較好了。（本文譯自〈Taking Stock〉，《Yishu》，2007.12，頁44-50）

旺旺開門 台灣首棟「美術館飯店」3/8開幕

2008/03/08 10:40
記者陳志東／台北報導˙攝影

籌備4年、耗資5億，由旺旺集團投資的「神旺商務酒店」於今天2008年3月8日正式開幕營運。與一般飯店不同的是，神旺商務酒店沒有游泳池或三溫暖，取而代之是專為商務人士量身打造的事務機、全館光纖寬頻與完整的英日語等軟硬體服務，更特別的是，飯店裡處處可見藝術家雕塑作品，神旺商務酒店執行副總經理吳奕德說，這是一座「城市美術館飯店」。

旺旺集團於1962年由宜蘭食品起家，從1980年代開始旺旺仙貝就已深入台灣家庭，成為最受歡迎的零嘴之一；1991年間旺旺進軍中國市場，短短不到10年，現在除了中國各大城市都幾乎可見旺旺公司與相關食品外，事業版圖更拓展到房地產、乳業、控股公司、醫院、酒類製造、飯店、旅遊開發，以及回饋社會的慈善基金會等等。

前4年開始，旺旺就開始於台北市南京東路與新生北路口一帶新建商務飯店，並於前兩年間買下位於台北市忠孝東路4段的龍普飯店，重新整修改為「神旺大飯店」，也同時在大陸上海、淮安、南京、西寧等地設立神旺酒店，而今天開幕營運的，就是這棟於4年前開始動工新建的「神旺商務酒店」。

旺旺集團董事長蔡衍明一向喜歡藝術與雕塑，神旺商務酒店籌備期間因有次蔡衍明前往日本四國直島旅行，參觀建築大師安藤忠雄所設計的「地中美術館」與「直島現代美術館」，並驚訝直島美術館內竟有一間小規模飯店，這種建築藝術與飯店結合的風情令其驚艷，也因此神旺商務酒店興建之時就已確立「美術館飯店」風格。

神旺商務酒店由旺旺集團旗下營建公司自己興建，因此用料紮實，處處使用高價防火材質，並找來曾設計台北商旅的著名設計師吳宗岳規劃，為具備設計風格的飯店。更特別的是飯店內收藏許多台灣本土傑出雕塑大師的作品，例如飯店門口擺放的就是國寶級雕塑大師楊英風作品「龍穴」，飯店內另有楊英風的「造山運動」、「正氣」、「有容乃大」、「月明」等等，並有朱銘的「十字手」、王秀杞充滿鄉土童趣的「旺狗迎賓」、「神氣」、「讀書樂」，楊柏林的「黃金海岸」、「在自己的土地上跳舞」，朱銘徒弟甘丹的「海風」、「風和大地」、「海風樹影」，花蓮名家林郁晃的「洄瀾夢土」等等，合計達到150件。

其中最特別的作品，還有10多年前蔡衍明向楊英風購買、以京劇的水袖舞為題、山水的氣勢為型的「水袖」雕塑，而這「水袖」除了後來以同規模5公尺高重塑立於市民大道與承德路口的台北車站西北角處，捐贈給台北市民當成公共藝術外，今年2008年北京奧運主辦單位也選擇將此「水袖」作成巨大地標雕塑，並將永久展示於北京奧林匹克公園中。

這些作品，都是蔡衍明多年來所蒐集的藝術品，這次為了打造這棟「美術館飯店」，因此一一把其從家中搬來。神旺商務酒店興建花了5憶，而這些雕塑藝術品的價格推估也高達上億元。走進神旺商務酒店，感受到的不只是飯店、更像美術館。

除了宛如美術館外，神旺商務酒店也特別重視商務人士需求，除了飯店所在地點位於南京東路與林森北路商圈，恰好面對萬坪公園綠地外，也臨近免稅商店、國際精品店、餐廳、戲院等，地點與交通都非常方便。飯店樓高13層，共有81間房，每一間房內都搭配HP多功能事務機，能同時處理影印、列印、傳真、掃描等功能，而且每一台事務機的傳真都有獨立號碼，商務連絡非常方便；如果外籍人士有需要，也可提供免費租借的行動電話，就算人不在客房內，電話也能立即轉接到手機，不會錯失商務聯繫。

這也是全台北市第一家全館光纖寬頻的飯店，每個角落都可上網，並可將手提電腦連接至客房內的37吋高畫質液晶螢幕。此外，精通英日語的禮賓服務人員也提供24小時的個人化秘書服務。另外客房內也配備芬蘭製專業喇叭、高密度床墊、乳膠枕及羽絨床組、乾濕分離浴室、日本製免治馬桶、降板浴缸設計、提供浴鹽泡湯、提供歐蘇丹備品等等，就算牙刷與漱口水，也都從日本進口。

神旺商務酒店並有健身房、會議室、餐廳等設施，非公共區域樓層皆以感應式房卡管制，並於午夜12點至清晨5點進行大門管制。此外，飯店更延聘擁有 20多年的飯店專業管理經驗的吳奕德擔任執行副總，確保軟硬體服務達到國際水平。吳奕德從美國佛州大學旅館餐飲管理碩士畢業後，即從台北市希爾頓的櫃檯基層做起，先後曾服務於晶華、環亞、遠東、華國洲際、台北凱撒等各大五星級飯店，任職客房、訓練及人資總監等職，飯店歷練非常完整深厚。

躍登中國設計舞台 巫永堅，堅持獨特，台灣創意打造上海世博會「海寶」

【文／江佩蓉】

2007年的聖誕節，來自台灣，在中國打拚六年的巫永堅收到一份大禮。上海世界博覽會主辦單位宣布，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吉祥物「海寶」，將以他的設計藍圖為基底。在舉世注目的上海灘，巫永堅打敗全球2萬6000件競爭作品，一戰成名。

恭賀電話和詢問的客戶，讓高安路上永堅企業形象策畫公司的辦公室擠了個水洩不通。採訪當天，巫永堅剛簽下一樁280萬人民幣（約合新台幣1260萬元）的年度合約，是2007年總營收的一半以上。

當世界工廠轉變為最具發展潛力的消費市場，第三度創業的巫永堅此刻更堅定信念，三年前，來對了，這是他職涯規畫中最重要的里程碑。「能在上海生存下來，沒有地方不能活！」他說。世界五百大企業，都已經進入中國，更有超過五成將中國總部設在上海，這裡是中國廣告業發展最蓬勃的城市。

屈身壓力鍋，錢少事多求磨練

從1996年開始，連續十年上海市廣告業產值成長都達到兩位數，台灣卻陷入不進反退的窘境，根據台灣尼爾森媒體研究顯示，2007年台灣五大媒體廣告量較同年期衰退5％。

2006年上海市廣告產值達到272億人民幣（約新台幣1224億元），是同年度台灣廣告市場規模的2.5倍。廣告支出約占上海市民生產毛額GDP的2.6％，比世界各國平均值高出一個百分點。因此，2005年底大陸廣告業完全開放後，全球前十大廣告業者紛紛加碼，積極搶進中國市場。

但是，要在中國市場勝出，光靠專業技術遠遠不夠，要先摸透這個市場的人，讀懂他們的心，這一課，卻是巫永堅花了三千多個日子才學會。

復興美工畢業的巫永堅，從學生時期就是各大獎項的常勝軍。進入奧美擔任插畫工作期間，先後參加了企業的形象設計案件，包括二十餘年未曾改變的「伯朗咖啡」、年輕人喜愛的「左岸咖啡」、「六福村樂園」的吉祥物等，都出自巫永堅之手。

年輕的巫永堅對自己的能力相當有信心，直至參加同學的聚會，才知道一山還有一山高。那個年代，台灣購入日本卡通，必須仰賴手工重繪後才能在台灣播映，卡通製作公司也因此得以蓬勃發展。在宏廣卡通製作體系中工作的同學，一天可以畫出20到30張的插畫，工作量是巫永堅的三倍。他想試試自己的能耐，將自己丟到高壓的環境中磨練。

雖然薪水是過去三分之一，他還是決定接下這份新工作。他希望自己能到卡通製作公司練基本工，訓練自己繪畫速度，並且學習過去不懂的拓印法，紋路複製與電腦貼圖等技巧。十個月後，他辭職，開設了自己的工作室。

首度出擊，負債3000萬慘澹收場

過去累積的人脈與經驗在此時發酵，成功來得容易來得早。巫永堅靠著一張1500到3000元不等的案件，和每張1萬元的廣告插畫，創業第一個月營收就有18萬元，這段時間的拚搏讓他累積了第一桶金，並且成家立業在南港買了第一幢價值千萬的豪宅，這一年，他才27歲。

事業的順遂讓巫永堅起了更大的野心。25歲那年，他與友人合夥創設「騰視覺藝術有限公司」，打造「Dino Club」可愛小恐龍的自有品牌，巫永堅擔任設計總監，帶領六十名設計師團隊，負責設計相關周邊商品。創業之途遠比當初設想的艱辛，600坪廠房每月的管銷費用，以及廣告行銷預算都遠遠超出預期。不到兩年，初期集資3000萬元用罄，公司的訂單與銷售狀況卻一直未見起色。

巫永堅的首次創業，就以負債3000萬慘澹收場，房子也被迫削價出售還債。他重新拿起畫筆，回到十幾坪的工作室，開始沒日沒夜接案的還債生涯。但是創立品牌的夢想卻未曾消失，他等待的是一個機會。

在事業最低潮的時刻，他遇見生命中的貴人，為他開啟了前進中國的那扇門。

1992年，巫永堅第一次到廣東參與兩岸設計會議，這是第一次，巫永堅打破過去對中國的落後印象，真正認識開放後的新中國。「中國市場遠比我想像中的進步太多了，品牌的發展需要的正是這樣的市場。」他說。對於這個發展中的新市場，巫永堅躍躍欲試，但前次創業的失敗讓他知道必須更謹慎。

【本文摘自30雜誌3月號】

藝術投資》陳冠宇的華爾街藝術論

【經濟日報╱雷盈】

2008.03.07 04:56 am

擁有十多年金融業背景，曾為上市公司集團財務長的陳冠宇，一年半前轉業當畫廊老闆，把他過去在銀行界學的一身好功夫，繼續在藝術業發揚。許多演藝界名人、上市公司老闆都是他的忠實客戶。

台北東區的一條小巷子裡，有幾條藍色的布簾從三樓微微垂落而下，上面寫著「Gallery J Chen」，那是陳冠宇的畫廊。畫廊門口擺放許多祝賀花籃，放眼望去，送花者都是知名上市公司大老闆。

陳冠宇不是一般的畫廊老闆，他擁有完整的金融業資歷，他曾在華爾街、東京的銀行工作，曾任上市證券公司研究部主管，幫許多大企業做投資分析，他也曾是上市公司集團財務長、上市網路公司中國區的總經理，而現在他一邊開畫廊，一邊擔任企業合併與收購的財務顧問。

早上他是財務顧問，下午他變身畫廊老闆。今年40歲的他，打扮的既有質感又有活力，白色T恤搭上黑色布料的西裝外套，看起來是個兼具知性與美感的雅痞，一點也嗅不出金融業的味道。

陳冠宇說，當年他在美國念碩士，尚未滿30歲時，就在美國用分期付款方式買畫，「當時藝術市場不是很好，所以畫廊可以讓你分期，分個四、五期，付完後就把畫拿走。」

「買畫就跟買股票一樣，等你買了第一支股票以後，你就會開始翻財經報紙，而買了畫以後，你就開始蒐集很多藝文資訊，吸收各種拍賣、展覽消息，」陳冠宇說。日後，陳冠宇開始遊走世界各地，在紐約、東京等地的畫廊買畫，迄今他已收藏上千幅亞洲當代畫作，因為他的眼光精準、功夫下得夠，十幾年下來，他絕大部分的收藏都漲勢驚人。

陳冠宇說，2006年秋天時，台灣藝術市場開始萎縮，畫廊不是縮編就是收掉，不少台灣畫廊業者轉往北京、上海等地另起爐灶，「但我認為以整個藝術市場的大環境來說，台灣不可能沒有市場，在供給面下滑，而需求面向上的情勢下，我就開了畫廊。」

陳冠宇特別把畫廊設在三樓，「我不開在一樓，因為我不要過路客，要真的有心的人，尤其許多大老闆很低調，每次來找我，如果看到很多人，還會說他下次再來，要不就直接進我辦公室把門關上。」

陳冠宇獨特的財經背景，讓很多客戶更放心跟他買畫，因為他同時也幫客戶理財。「我常把客人趕回家，如果是很熟的客人，我知道他月薪多少，我就會幫他做資產配置，建議他太貴的畫不要買，不如把錢拿去買基金。」

另外，有些大老闆也會跟他請教投資趨勢，「有些老闆在國外出差，還會打國際電話來問我現在是不是該買哪個基金，哪個股票是不是該少買一點。」賣畫之餘，陳冠宇也成為上市公司老闆眼中的投資顧問。

這十多年下來，陳冠宇認為，藝術投資給他最大的改變不是獲利，而是開拓了他的視野。「你在逛展覽、畫廊，與別人討論藝術品的過程中，整個生活、想法都出現了新的連結，也會注意到這塊市場的發展和變化，補強了生命裡原本不會接觸的領域，」他說。

媒體．藝術．文化 兩岸四地媒體應如何合作

黃肇松　（作者為新聞工作者） 　(20080303)

在這場有關文化發展與文化立國的討論會中，媒體對文化究竟該作些什麼、該有何貢獻，受到與談人的關切。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先生直指「媒體應更關注文化，問題才能被看見，才能被解決。」交大建築研究所教授劉育東則舉西班牙為例，它的國民並不在乎國民所得在未來要增加多少，反而在乎其文化指標，包括「報紙的藝文版面多寡」的問題。而文化工作者林谷芳教授也以韓國電視連續劇代表作「大長今」為例，它在韓國史書記載中只有三行文字，經過編劇絞盡腦汁，轉化為轟動亞洲的四十六集，在香港播出最後一集的收視率創了六十九％的紀錄，說明媒體與藝術、文化作有效能的連結之後，能夠產生多大的傳播力量和產業價值。

　專家的發言，勾起了筆者記憶中的一段往事。北京有一個公益組織叫「阿拉善基金會」，糾結兩岸企業組織出錢出力，長年在中國大陸沙塵暴的發源地──內蒙阿拉善盟種樹抗沙。將近三年前，其理事會成員二十餘人來台開年會並參觀拜會，筆者參加接待。該團離台前夕，台灣的主人們假林谷芳教授主持的北宜公路邊上的雅緻茶坊為他們餞行。翌晨上班，收到兩頁傳真，是上海一家規模龐大的手機簡訊公司的年輕執行副總──史丹福大學畢業的王博士所發（因截稿時間匆促，來不及徵求渠同意，姑隱其名），他描述這是他在凌晨給同行的大陸團員所寫的「情書」。王博士在信函中指出，他的首度訪台對他產生極大的文化震驚，他發現，無論是在北部的台北市喧嘩熱鬧的西門町，在中部山區寧靜僻遠的南投縣集集鎮，或是在廣袤遼闊的南台灣農村，都洋溢著豐沛的中華文化，他說：「台灣確實是中華文化的中心」如此，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呢？王博士疑惑的是，此一事實為何鮮見媒體的報導和論述？

　華語世界的「大長今」何在？

　類似的疑惑也出現在去年底此間「中國新聞學會」在台北亞大會館主辦的第十屆「海峽兩岸暨港澳新聞討論會」的會場上。來自兩岸四地的媒體人看到了一個數據，根據國際夏日語言學院（ＳＩＬ）的調查及統計，在全球六千八百種語言中，使用華語的人口為九億人，占全球十五％，當然高居世界首位，加上所謂的吳語（江浙話），合計是英語人口的兩倍，法語人口的七倍，日語人口的九倍，韓語人口（包括南北韓）的二十倍，那麼，為何華語地區的許多人卻是「大長今」和「白色巨塔」的消費者？我們自己的「白色巨塔」或「大長今」何在？華語媒體作了足夠的努力了嗎？又為何原為華文正統和中華文化重鎮的台灣，竟有媒體配合政治勢力動不動主張廢中文、廢古文、抵制華語？而在全球正興起學習華語及中文的熱潮中，為何大陸若干媒體仍經常在有意無意間把華語教學和中文教學，視作外交輔助工具，甚至是統戰工具？

　整體來看，兩岸四地的媒體是一股龐大的力量，如能排除障礙，集結起來真誠為文化而努力，其所能產生的效能和締造的連結力道是難以想像的。難道，這只是一個夢？

　在資訊流早已超過物質流的「資訊時代」，兩岸四地媒體力量究竟有多大？再來看一些統計數據，讓數字說話。由近及遠，台灣傳統媒體中每天定期發行之中，英文報約三十家，有效發行的雜誌五千種，廣播電台二十餘家（多數有聯播的分台），這些媒體近年來變化不大。改變也較大的是電視和網路。目前台灣有五家無線電台、一百個以上的有線電視頻道，提供五花八門的節目，可覆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家庭，比率之高為世界之冠。網路發展更快，台灣民眾網路的接觸率從二○○一年的六．六％一路飆升到二○○六年超過四十％，六年之間成長六倍多。這些新媒體和傳統媒體在幅員不大的台灣，構成極為豐沛的資訊流，但我們每天從其中吸收到多少文化資訊呢，民眾可能不察，媒體卻該自省，不然，林懷民先生也不會有「媒體應更關切文化」的感慨。

　兩岸四地媒體大軍 規模驚人

　十四億人口的中國，所有的統計數字都大得驚人，媒體亦然。目前，中國大陸報紙超過兩千一百家，各類刊物近九千種。報、刊合計全年的用紙量近五百萬噸。更可驚人的是「廣電大軍」──包括四五○家無線台、一三○○家有線電視、近百家衛星電視及數位頻道、廣播電台亦接近三百家，總共締造了一億五千萬收視及收聽用戶。相較之下，中國大陸網路新媒體發展勢頭更猛。全國網民早已超過一億五千萬戶的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寬帶大國」，而近年來成為中國大陸互聯網發展指標性數據的博客（Blog台灣譯為「部落格」，香港稱之為「網上日誌」），已突破一千萬。總的來說，中國大陸資訊流的能量和其內容的未來取向，已經常成為國際社會關心的焦點話題。然而，相對於其他資訊的傳遞，中國大陸新舊媒體對文化資訊的關注，仍然相當貧瘠。

　不要看香港、澳門總人口還不到千萬，媒體發展卻相對穩定。在香港，傳統的十二家中文報及兩家英文報，這幾年來「一個都沒少」，甚至還出現免費派送的大眾化報紙。香港電視市場應該最受台灣電視工作者欣羡，收費電視近年來競爭較激烈，免費電視長期來只有兩家，而香港網路的發展，年輕族群熱中，整體相對較為放緩。至於澳門，如果有人認為博彩業是它唯一的產業，那就錯了，至少媒體業相當發達。五十萬人口的澳門（約相當苗栗縣人口），卻擁有八家中文報、三家葡文報和一家英文報，還有分別以華語、葡語廣播的電台和電視台，媒體面貌相當國際化。

　筆者之所以花了一些篇幅，將兩岸四地和類媒體的發展現況作了介紹，是想指出一個事實：散布在兩岸四地及五大洲的華文媒體之數量及規模，實在相當驚人。報紙數以千計、電視台及廣播台數以百計，雜誌期刊數以萬計，作為新興媒體的各類網站、各式網路服務，乃至於無所不在的博客，有如雨後春筍在各地冒竄成長，這些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如能有效合作，影響力是無可限量的。尤其是如能合作傳遞文化資訊、推動文化產業，因不受政治的拘絆限制，效果會更大，但是我們還沒有看到這種影響力的滋生和壯大，因為共識尚未凝聚，合作尚未扎根，目標尚未確定，工具尚未運用，力量也就難以產生。

　以兩岸為例，今年剛好是兩岸媒體接觸的二十周年。回顧過去二十年兩岸媒體交流，主要是新聞同業人員的交流、交往，而且來往不少，以筆者服務的中國時報為例，我個人二十年來先後接待過的大陸媒體訪問團就有兩百團以上，這還不包括其他同事主持接待者在內。

　建立全球性華文文化網路平台

　可以說，兩岸媒體從從業人員在推動新聞交流、交往方面，付出了不少心力，但檢討過去兩岸四地媒體的合作，真正落實到實質性的全面新聞訊息方面的合作及營運的合作並不多見，倒是香港與內地媒體合作初見成績──也僅僅在「初階段」。這主要受到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不同所形成的主客觀因素的制約。

　展望未來，如此受主客觀制約的困境，在兩岸四地的媒體合作中仍會重覆出現。然而，既然二十年來兩岸四地人員互動方面已累積成果，四地媒體高階負責人及各階層新聞實務工作者交往頻繁，相互瞭解在增進之中，應已奠定在「適當時機」在「某些方面」全面合作的基礎。筆者認為「某些方面」包括觀光的推廣、文化資訊的傳播、文化產業的合作推動及校園交流與人才育成等。

　去年二月間，大陸觀光客來台幾乎成為事實，筆者在北京參訪，聽中央電視台一位節目製作人說，他製作的一個有關台灣觀光的文化性節目（每周一次），首播反應熱烈，幾天之內由全國各地的來信就有一千多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觀光，當然是文化的一環，由這個例子推向受到政治制約較小的文化及文化產業的兩岸四地媒體全面合作，我認為「適當時機」就是現在、當下。否則，兩岸四地及全球華文、華語媒體打造出來的巨碩的「資訊流」，仍會閒置空轉，無助中華文化的提升，也聽任華文、華語龐大文化產值的流失，只能繼續充當「大長今」和「白色巨塔」的忠實觀眾，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兩岸四地媒體合作既能確定文化領域是最有可能的標的，以此共識共同扎根，則成千上萬舖天蓋地的眾多新舊媒體中，必需找到一個共同的工具來運用、來推動，否則各有立場、各有考量、各有盤算，勢難脫一盤散沙的窠臼。所幸，網路媒體革命時代的來臨，為兩岸四地媒體合作推動文化及文化產業提供一個更現實可行的操作空間，這個新的合作空間的出現，基本上要將他放在一個全球化的視野中來考量，而這也是網路時代的特性──全球化，而這個合作的方向，必然是朝向兩岸四地共同合作建立一個屬於全球華人社群的華文文化網路平台，而要成功建立一個這樣的平台── 即便是與政治關係較小的文化平台，兩岸四地的媒體人仍必須先達成操作的共識與原則，有了這樣共識與原則，兩岸四地媒體合作才有其可行性與前景。

　第一、增加四地新聞從業人員的共識：過去兩岸四地新聞媒體從業者最大的差異，應該在媒體經營理念上的不同，港、澳媒體重八卦、台灣媒體重政治、大陸媒體重社會，兩岸四地媒體從業人員如何以推動文化為任務取向建立一套共同認同而且可操作的作業方式，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第二、建立一個兩岸四地均可接受的華文文化平台：若一個華文文化平台無法獲得兩岸四地的同時認同，尤其是大陸相關部門的理解與支持，必將使這樣的平台缺乏最大華人市場的支持，也就很難成為真正的全球化的媒體平台。

　第三、資金的整合必需是民間的，而非官方的，否則也就很難逃過政治的操作與影響。

　第四、人員必須是集中兩岸四地的媒體從業人員，以各自的在地觀點來整合此一全球性華文文化平台。

　總之，在網路媒體革命時代，建立一有理想、也有操作可能性的「華文文化網路平台」已出現契機，但是否能真正落實，一方面要各方人士深入探討，另一方面，也值得各方有心人士努力落實。接下來的問題是：如果此一平台能順利落實成立，除了強化日常的文化新聞的報導和論述，關切兩岸四地及全球各地華文、華語文化工作者現況之外，要如何結合所有媒體真誠的推動文化產業，筆者認為重點如下：

　一、全球華文媒體合作的觸媒─中文產業

　我們常看CNN、WNBC及BBC的新聞，除了吸收資訊瞭解世局之外，多少也帶著一點學英文的附加價值，英文是強勢語言，不得不學。但是，如前所述，有一陣子「韓流」襲擊大中華地區，確實令我們汗顏，南北韓人口不足七千萬，卻靠著各類傳媒成功推銷韓文、韓劇及韓國文化，全球使用中文的華人超過十四億，使用華語者也超過十億，我們卻還沒有把它產業化。當今，全球有超過四千萬的各國人士在學漢語；有一百多個國家三千多所大學在教授中文；漢語水平認證考試在四十多個國家設立近兩百個考點。全球中文教學的年產值，保守合計超過十億美元，這正是全球華文媒體──不管是傳統媒體或新興媒體的強項（我們是靠文字維生的），這也是兩岸四地華文媒體合作的最佳觸媒，如何推動，值得在構建全球華文化網路平台時深刻思考。最重要的是把中文當文化產業，千萬不要當成統戰工具。

　開發文化創意產業 共創商機

　二、兩岸四地媒體共同資產──文化創意產業

　當前，兩岸四地民眾的生活型態愈來愈接近，但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差異仍在，尤其談論政治仍甚敏感，也成為兩岸四地媒體合作困難所在，那麼什麼是兩岸四地媒體合作的共通資產呢？我認為是文化創意產業，值得以如此龐大的華文媒體合作開發共創商機，更藉此充實中華文化內涵。

　文化創意產業包羅甚廣，涵蓋了文學、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展演設施、工藝、電影、廣播電視、出版、廣告、設計、設計品牌時尚、建築及建築設計、數位休閒娛樂、創意生活、文化休閒觀光……等等。英國在二十年前，文化創意產業年產值不到十億美元，就業人口約兩萬人，而現在年產值已超過美金兩百億元，就業人口超過三十萬人，媒體的推動與宣揚扮演重要角色。放眼望去，與中華文化及華人生活相關文化創意產業，正等著兩岸四地媒體攜手合作推動，相信這也是兩岸四地未來最重要的產業，不容忽視。這正是華文文化網路平台可以大施拳腳之處。

　三、文化網路平台的試金石─促成兩岸故宮聯展

　因為現實政治制約，兩岸四個故宮──台北故宮、北京故宮、西安故宮、南京故宮，迄無法正常交流，當然是兩岸人民在文化上的一大缺憾，「全球華文文化網路平台」如能落實成立，似可將促成四個故宮舉辦聯展，作為推動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的試金石，這不只是全球華文化的盛事，更是全球文化界的大事，如能促成，意義非凡。

　二十年來的新聞交流，誠然為兩岸四地（尤其是兩岸）未來的媒體深化合作立下基礎，以華文文化網路平台進行全面合作的可能性及擬議的構架已如上述，但仍需假以時日來進行探索與規畫，此其間，交流管道仍需暢通，基礎更要求其牢固。筆者認為，當務之急是兩岸媒體互設新聞採討辦事處，現在的駐點有點像「出差團」，所費不貲，累積有限，應該儘速變成設辦事處長期駐點，因為只有長期的累積才能讓報導更準確，更能關懷民眾，而對兩岸文化的報導也才能更深入，取得更大的空間，而為未來的文化大平台奠立更牢固的基礎。

黑膠唱片 轉動音樂的懷舊時光

記者陳立儀／報導

●黑膠唱片達人／林可（YES 007網路電台主持人）

復古風潮起 老唱片新魅力

如果以歌手特質來區分，林可說像是聲音渾厚低沉如蔡琴、黃小琥，飽滿高亢如蘇芮、張惠妹、林志炫、費玉清，中氣十足轉音技巧優的鳳飛飛、江蕙，迷幻情境式的黃鶯鶯、林宥嘉，清新民謠風的陳綺貞、張懸等，都具有挑戰黑膠唱片的實力，不過新一代歌手已經沒有這個機會囉！

在歐美至今都還有針對特定族群發行黑膠唱片，不過單價可不便宜，從6百元到2千元以上都有。除了發燒友和收藏家之外，台灣也因為復古風潮興起，加上近來有不少早年巨星復出開演唱會，喚起歌迷回頭收集偶像陳年舊作的欲望，包括大陸、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都有不少買家。

黑膠唱片與CD的差別：
黑膠唱片→飽和且柔軟
CD→清晰而犀利

黑膠唱片（LP）的音樂格式是未經壓縮的類比式，播放出的聲音飽和且柔軟，但難免會有一點雜音；CD播放的數位音樂則以透過壓縮技術去除雜音，聲音聽起來清晰而犀利，相對卻少了點真實感。

聲音具有特殊性的歌手，使用簡單樂器的靈魂樂、爵士樂或鋼琴、小提琴演奏，甚至氣勢磅礡的古典交響樂，都很適合透過黑膠唱片來表現。大約從1970年起，因為錄音格式和隨身聽的風行，體積大、保存不易的黑膠唱片就逐漸被卡帶、CD、MP3所取代。

【2008/03/02 聯合報】

施振榮 打造藝企平台

【經濟日報╱記者鄭秋霜／台北報導】

2008.03.01 03:26 am

十大傑出青年當選人聯誼會（簡稱十傑聯誼會）會長施振榮打造「藝企合作」平台，昨（29）日號召企業界及藝文界人士共襄盛舉，包括林懷民、朱宗慶、賴聲川、魏海敏、孫翠鳳及陳瑞斌等六位歷屆表演藝術類十傑當選人齊向企業界提案，希望共同提升藝文風氣。

施振榮表示，他願意擔任藝企合作的「超級推銷員」，未來將親自把藝文界人士的相關提案，推薦給企業界友人；十傑聯誼會也已把相關提案簡介，印製1,000份相關宣傳資料交給施振榮。

為了讓企業人士更深入了解這些表演藝術大師與藝文團體的提案，並提供藝企彼此近距離接觸機會，施振榮昨晚舉辦音樂餐會，邀請近60位企業友人與會，地點選在今天即將重新開幕的鳳甲美術館舉辦，並由國際鋼琴大師陳瑞斌為與會企業人士演奏鋼琴，做為藝企合作系列活動的首航。

孫翠鳳說，她看到這個合作案立刻眼睛為之一亮，她相信企業與藝術結合，可以為企業帶來附加價值。

文創拔地起，藝術去哪裡？ — 檢視文化政策論壇（序）

文／吳牧青

一切還是先從看不見文化政策、卻攸關這片土地未來藝文走向的兩場揭開2008權力遊戲（立委選舉、總統大選）說起。

姑且不提過去的中央民意代表群裡有多少自稱「文化立委」卻未致力藝文政策推動，放任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文化官員在「產值」上玩弄數字遊戲的「文化創意產業」大行其道。新任期從小選區生死戰出線的立委，除了代表是兩大黨PK和地方勢力之霸的競逐外，再也沒有民代想靠「文化立委」往自個兒臉上貼金的假義氣。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兩方人馬除了大開支票，提高不知是不是芭樂票的文化預算外。一邊高舉升格為「文化觀光部」，另一頭則搖起「文化體育部」的旗幟，這兩者的背後，除了為將來運作新的官僚系統權力劃分，我們實在看不見為整體藝文創作的施政計劃和展覽演出空間的因應政策。（前者在首都所在地預演了文化和觀光整併的進軍中央計畫，後者則南下佈樁為體委會南遷與文建會衛武營統整事宜磋商。）

然而，對於檯面上的兩方政團，「文化創意」和市場經濟下的「產值」遊戲實踐，從2008才要步步展開。

才剛剛結束的2008台北燈節，從媒體業找來的新任觀光局長，轉型為「觀光傳播局」退為輔助公關及傳播性質的機關後。由文化局正式推演的台北燈節，則成為文化局高燈下亮的新年大玩具。當局宣示公共藝術進入傳統節日的論述，說得可妙︰「『2008臺北燈節』將由文化局導入公共藝術『改造公共空間、關照在地特色』的概念，並企圖回應各界對於整體燈節應更為永續的訴求，期能給予參與『2008臺北燈節』的民眾，一個可以同時體驗元宵節溫馨熱鬧的氣氛、實踐綠色公民責任、以及現代工藝設計藝術的嶄新感受。」如果說將觀光事業公共藝術化，是整合了跨部門的資源前行，那倒無可厚非。問題在這嘉年華城市行銷的背後是由主掌這城市的展覽龍頭—台北市立美術館所責成執行，據悉，2009年的花卉博覽會，也將由北美館來負責。一個號稱台灣當代藝術頂尖展的台北雙年展，一屆不過 100萬美元的預算，卻被迫脫離專業，運作起觀光大業的業務，豈不荒謬？

華山從十年前一個中央地方均視為燙手山芋的廢墟，慢慢從一個「閒置空間再利用」升格為受各個藝文展演團隊注目而驚豔的多元使用空間，在各方藝文團隊幾近徒手幹起的華山藝文特區出現口碑後，再被文建會塑造成待價而沽的「華山創意文化園區」，隨著華山ROT案的招標開始到底定的這三年期間，華山的節目數量大幅退化不談，參差不齊的展覽和活動素質反倒更顯露當初「閒置空間」的無政府狀態。而接掌「華山文化創意園區ROT案」的台灣文創公司，除了在產值上和品項將亦步亦趨地跟隨政策宣示的「創意產業旗艦中心」，未來華山將由誰來監督它的方向性，也是令藝文界茫茫然而未知所以。

表演藝術的龍頭機構，兩廳院（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表面上看似度過了它所在板塊的政治風暴—「拆匾／更名風波」，更是風風光光地在2007年邀來超過10組國內外大師級的劇場／音樂／舞蹈節目，歡慶她20週年的演出，但是，在其背後的這一年，兩廳院宣示身為第一個法人化的文化機構，經歷了NSO總監難產、兩廳院藝術總監難產，好不容易遴選出執政當局信賴的學者出線，卻又在未到一年的當下退官求去。法人化之後未能下放權力給予專業的行政作風，更讓多方不具政界色彩的藝文團隊和藝術學院的學者憂心忡忡。

台中酒廠、嘉義酒廠、台南分局北門倉庫、花蓮酒廠和台北的華山定位為「五大創意文化園區」，藝術由場地的核心退居到為文化觀光／文化消費服務的企圖自毋需多言。首都的文化局在成立文化基金會轄下，主宰了北美館、當代館、紅樓、小巨蛋、牯嶺街小劇場、中山堂等等多個館所，在名義上可以整合文化事業資源，但在行政上卻可以閃躲過議會的監督。

在接下來的數周，《破》將邀集公部門轄屬的文化行政工作者、創作者、評論者、學者、策展人、民間文化機構等等，讓他們在現今斷代式的官派治理下的各種對文化工作者的衝突與矛盾，針對各方的親身經歷或熟悉的個案分析，以各個面項來彙整出對各執政當局對文化政策付之闕如的概念。

我們無意在這場文化政策的論壇裡，被現今的任一個政治集團利用、抹綠抹藍或抹紅，更無意去簡化商業藝術或設計創意的既有市場性，如果雲門舞集倉庫的一把火只是換來「好可憐VS活該」的鄉民口舌，我們更需要去理解這背後的文化官僚系統是所為何事，進而透過《破》的資訊平台，監督我們的文化環境。

Guggenheim's master of the art of global branding steps down as museum director

Ed Pilkington in New York
Friday February 29, 2008
The Guardian

Thomas Krens, the man who helped turn the Guggenheim into a globally renowned art brand and expanded its reach through audacious projects around the world, is to step down from one of the top jobs in museum direction after almost 20 years.

His stepping aside brings to an end an era in the history of the Guggenheim and could have a big impact on both its future and that of art museum direction in general. He is seen as a pioneer of the model of global branding that has been echoed by other big institutions.

But Krens has also been a figure of controversy, with his reputation for an abrasive management style and for the priorities he brought to the Guggenheim.

A graduate of the 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 he was a representative of a new breed of museum directors whose expertise lies in business organisation rather than in traditional academic scholarship.

His term in office saw the Guggenheim expand, both in terms of its endowment, which increased six times to $118m (£52m), and in its global stretch. His flagship project was the Bilbao Guggenheim, the instantly recognisable titanium-clad building designed by Frank Gehry that has proven to be a huge success, attracting 1m visitors a year.

Under Krens' leadership, a new Guggenheim museum, again designed by Gehry, is to be completed in Abu Dhabi in 2012 which will embody his global ambitions by exhibiting art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But the worldwide empire-building also brought Krens criticism that he was failing to nurture the jewel in the Guggenheim crown - the Frank Lloyd Wright building in New York's upper east side.

Three years ago he was involved in a bruising struggle with the largest donor to the Solomon R Guggenheim foundation, Peter Lewis, who resigned after he accused Krens of losing sight of the main focus of the organisation - its New York flagship.

Many of Krens' most ambitious overseas projects failed to get off the ground, and though the model of branding and expansion has been mirrored by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Tate in the UK and the Louvre in Paris, they have tended to be more modest in scale or have been achieved, as in the case of the Louvre, with government support.

Krens was also the subject of the mumblings of art critics who said his choice of shows on occasions fell short in terms of scholarship.

He staged a show of Armani suits sponsored by Armani itself, while The Art of the Motorcycle was in part paid for by BMW.

Under the terms of his change in job title, Krens will remain in charge of the Abu Dhabi project, which he said was "truly spectacular" in its scope and scale. "Our objective is to make something completely new, the best museum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world."

But his departure allows the Guggenheim to bring the New York flagship back under the same management umbrella as the foundation's other possessions: Bilbao, the Peggy Guggenheim Collection in Venice, the Deutsche Guggenheim in Berlin and the Guggenheim Hermitage in Las Vegas. It also opens the door to applications from top museum professionals who had been known to be hesitant to work beneath the dominant figure of Krens.

"We expect interest will be high and the candidates will be top tier," the foundation's chairman, William Mack, said.

Robin Cembalest, executive editor of ARTnews, said that by vacating the post, Krens had "opened the door to curators and directors from major institutions applying for the top job. Who the board picks will give a clear sign of where they want the Guggenheim to go."

藝術銀行X儲蓄藝術的無限價值

【文／曾芳玲；圖／加拿大國家藝術委員會藝術銀行】

加拿大國家藝術委員會藝術銀行的運作模式

想要為你的辦公環境創造別樹一格的藝術氣氛嗎？藝術銀行的專業諮詢師，可以給你最專業的建議及諮詢，為你的辦公空間量身打造，找到專屬及最合宜的藝術品，每年只要很少的租金費用……」

這段看起來很像某個私人畫廊或藝術經紀商的廣告詞，不要懷疑，它確實是出現在加拿大藝術銀行文宣資料上的說明；藝術銀行，全名為「加拿大國家藝術委員會藝術銀行」（Canada Council for the Arts），一個只有12位員工的國立機構，卻掌握了加拿大當代藝術最重要的購藏計畫，擁有加拿大當代藝術為數驚人的收藏，並藉此創造典藏藝術的無限商機，不但將藝術帶入許許多多的公部門及公共空間，同時在美術館外開闢了無數的展示場所，讓藝術走入生活，推廣藝術教育，為觀眾及藝術家創造雙贏的成果。

加拿大首府渥太華是坐落在河谷及森林間的美麗城市，靜謐如一首抒情小詩，重要的藝術機構包括國家畫廊、國立當代攝影館等，相較於這些藝術機構，藝術銀行的建物說它簡陋也不為過，從外觀看，好像鐵皮結構的大倉庫，進到裡面則像我們熟悉的庫房，有滑動的網架，當然還有更多奇形怪狀的當代裝置藝術，工作人員就在一堆作品中上班，不過他們笑嘻嘻的也不以為意。由於購藏的速度很快，分類及上架的速度實在趕不上，看起來就像個不斷進貨的大賣場，走道可用的空間四處置滿了作品木箱及藝術品，工作人員利用條碼，顯示作品的分區位置，同時由於作品往往很快的就租借出去展示，在電腦系統的掌控紀錄下，表現出快速有效率的節奏。

藝術專家幫你，讓辦公室變畫廊

既然名為銀行，其經營原則非常簡單：出租其所擁有的資產（藝術品）收取利息（租金），用以維護展品，以及購買更多的藝術作品。不過，正如同現今銀行經營管理的新趨勢，投資理財顧問是銀行裡新興的專業服務，藝術銀行也不例外，以藝術顧問為首的工作團隊，是藝術銀行提供服務的核心，其實這個所謂的團隊也挺迷你的，只有三位成員——一位藝術顧問、裝置技術人員和一位行政助理。可想而知，不像一般的美術館的典藏工作，藝術品成功的收購大約就完成了一大半的任務，也不像畫廊，作品賣了即可，由於藝術銀行並沒有任何展示空間，因此藝術品一旦進了藝術銀行，最重要的是要能活絡藝術品租借的通路，有更多的機構加入租借藝術品的網絡，才能維持此機構運作，並持續壯大購藏的資本。

為了讓租借藝術品發揮最大的成效，藝術顧問扮演最關鍵的角色，作品不是租出去就好，而是要在其展出的空間發揮最佳的視覺效果，藝術顧問通常會親自造訪租借藝術品的單位，了解未來作品置放的空間，如辦公室走道、會議室或公部門建築大廳等等，同時跟租借單位訪談以便了解他們的喜好，再同時考量建築空間的特質及辦公性質與預算，為顧客找到合宜的作品。這種感覺也好像是造型師的角色，只要付出不多的租金，造型師就會從衣櫃裡為顧客隨季節變換不同的服裝，顧客不用再擔心塞爆的衣櫥和自己不斷改變的身材和品味。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藝術銀行也解決了許多公部門及公共空間放置公共藝術的問題，這些機構也樂於讓這種作品選件、裝設、包裝、運輸等工作交給藝術銀行的專業藝術行政人員，如此一來，不但每隔一段時間就能更新作品，也無須煩惱作品保存維護的問題，一件知名的當代藝術作品往往動輒好幾萬美元，對一般的政府機構或私人公司來說實在不可能，而租金一年只需約1200美元，這讓許多財務困窘的公部門辦公室，也可以輕鬆擁有價值不斐的藝術作品，藝術作品經常更新，讓工作人員及來訪洽公的民眾好像在美術館工作，時時都能有耳目一新之感。

加拿大最大當代藝術庫，欣賞藝術也是支持藝術

由於擁有為數最豐的當代藝術收藏，藝術銀行今天除了辦理藝術品租借的服務，藏品也免費提供給各國藝術機構或策展人策辦加拿大當代藝術展覽計畫，許多觀念及裝置藝術，在經紀畫廊的藝術市場上有通路的困難，此時藝術銀行自然負起支持當代藝術創作的重要任務，藝術家樂於讓藝術銀行收購作品，除了直接在經濟上有所助益，不論未來是否在某個辦公室看到作品，都能透過藝術銀行的電腦網絡系統，提供給世界各地藝術界人士瀏覽。

如何讓僅僅三位藝術顧問，掌握超過1萬8,000件作品的動向，提供顧客最快最有效率同時最佳的諮詢服務？主要就是靠著一套便利的管理軟體，除了掌控作品動向的基本功能，這套軟體還能提供概念式的查詢服務，例如總監維多利亞．亨利（Victoria Henry）為我們示範鍵入「Red Lips」（紅唇）後，凡是作品名稱、創作概念或作品形式與紅唇有關者，都可一一搜尋表列出來，實在是專業藝術顧問的好幫手，也是讓藝術銀行可以如此少的人手發揮最大服務及工作效益的關鍵。

藝術銀行能夠順利經營，社會整體的藝術愛好風氣也是很重要的支持因素。藝術作品離開美術館的層層保護與監控，走進與民眾每日生活攸戚相關的辦公空間，藝術銀行總監不諱言，在經營之初，她也很擔心若是作品的損壞機率過高，出險及修復費用過多，將會間接使租借費用攀升，還好幾年下來，作品在各地租借的情形，一直保持著良好的狀態，透過這樣的方式，也有越來越多的朋友走進藝術欣賞及收藏的行列，對當代藝術家的名字漸漸如數家珍，潛移默化間對推動當代藝術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藝術銀行的經營概念，讓21世紀的藝術典藏觀念走進另一種里程，「偉大的藝術品無價，但你的公司可租唷﹗」看到這樣令人莞爾的廣告，想到玩味藝術跟昂貴的藝術品為伍，可以這樣輕鬆快意，確實讓人欣羨。

DCity》義大利第一座設計博物館落成；時尚名人「排排站」出書

【text／Augusto Ling；photo／Augusto Ling】

永不嫌遲，義大利第一座設計博物館落成！！

你一定會懷疑，這真的是設計王國的第一座設計博物館嗎？沒錯，強調慢工出細活的義大利設計，請來國寶級設計大師 Michele De Lucchi 操刀，從 2004 年開始規劃，甫於 2007 年底完工。坐落於米蘭三年展中心（Triennale di Milano）之內寬敞的半弧形空間。這個設計博物館由 Italo Rota、Silvana Annicchiarico、Andrea Branzi 領軍，集結了幾乎所有義大利重要的工業設計相關機構，陣容堅強像是義大利足球國家代表隊一般。

其實，米蘭三年展中心，早從五零年代開始就已經是領導工業設計潮流的機構，之後演變成為米蘭市裡最為知名的設計展覽中心。大大小小數不清的設計相關活動，延續著米蘭執著的當代設計精神。而成立這個設計博物館的任務，則是針對上個世紀著名的工業設計產品，做一個有系統的收藏與整理。畢竟工業設計在近代逐漸成為一門顯學，除了創新突破之外，需要一個往後方紀錄與收藏的專門單位。簡言之，就是讓每個參訪者能夠對近代工業設計鑑古知今。

http://www.triennaledesignmuseum.it

時尚名人「排排站」出書

時尚名人出書撰寫與記錄個人過往的輝煌繽紛經歷，儼然變成紐約時尚界最流行的「IT TREND」。時裝設計師出書可預期，大明星出書不意外，但像 TIM GUNN 與 NINA GACIA 因為主持節目成功，秉其各異的時尚專業領域(前者以其豐厚學術專業為基底，曾為PARSONS 時裝設計系所系主任；後者則專擅時尚潮流的評論、編輯，為美國 ELLE 雜誌時尚版主編)轉而彷若晉身為時尚教父與教母，令人欽羨與尊崇之。

今年秋季，在世界各地集矚目、好評於一身的設計師競賽節目，「決戰時裝伸展台」(PROJECT RUNWAY) 已堂堂邁入第四季！兩人乘勝追擊先後出版了時尚造型專書。不論是NINNA別具亮麗繽紛插圖註解的《THE BLACK BOOK of STYLE》，或者滿是 TIM 權威觀點的《A GUIDE TO QUALITY STYLE & TASTE》，都循循善誘時尚迷們正確掌握最新時尚潮流，洞悉個人身材優劣所在，專注「對的」投資，以打造獨一無二經典的時尚風采。其餘如頗富爭議性的資深明星造型師，RACHEL ZOE 出版了多年來的精彩心血造型合輯，《STYLE A to Z》；及從倫敦到好萊塢、永遠話題不斷的性感女星 VICTORIA BECKHAM，也不落人後趁著辣妹合唱團久違重聚舉行全球巡迴演唱之際，趕緊推出自己同名專書，教導迷哥迷姐打點維多利亞式的流行裝扮。

【DFUN 設計風尚誌 2008. Feb. No.17】

Burnham boosts creative industries with arts apprentices

Staff and agencies
Friday February 22, 2008
guardian.co.uk

The government today unveiled plans to create 5,000 apprenticeships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such as the arts and media,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Culture secretary Andy Burnham today announced that five new "centres of excellence" will be launched in film, fashion, animation and the digital media to help people from all backgrounds make the most of their creative skills. The centres will be creat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leading firms, including EMI, the Royal Opera House and independent TV producer Aardman Animations, the makers of Wallace and Gromit.

The government said it was the first ever comprehensive plan for official support for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The strategy is designed to provide the industries with an unrivalled pool of talent to draw upon, and the same formal, structured support associated with other industries.

Burnham said: "Making a career out of your passion and a business from your ideas - that's what we want to help Britain achieve. So now is the time to recognise the growing success story that is Britain's creative economy and build on it.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must move from the margins to the mainstream of economic and policy thinking, as we look to create the jobs of the future."

The BBC, Tate Liverpool, Universal Music Group and Monkeydevil Design are among the first to sign up to offer apprenticeships. Other companies already committed to the scheme include Birmingham Repertory Theatre, the National Trust, the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 and National Museums Liverpool.

"Until recently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were seen as a bit of a Cinderella part of the economy, but things have now changed, as they should. We're second only to the service sector in our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y and its good news that the government now recognises our importance", said Wayne Hemingway of Hemingway Design.

More than 1.9 million people are currently employed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a higher share of the UK workforce than the US, Canada and France.

"The brilliant thing about publishing a strategy for the creative economy is that it recognises how hugely important creativity is to national success," said David Kester,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Design Council. "We can sometimes take for granted that we live in an open society which allows creativity to flourish in our young people and across many diverse professions, such as design, film and music."

Gerry Morrissey,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broadcasting workers' union, Bectu, gave the announcement a "cautious welcome", adding: "We hope that the 5,000 apprenticeships will lead to real jobs at the end of the training period."

A cathedral for the god of motors

It's a meeting of architecture and automobile on the grandest scale, in which customers can pick up their new car and worship at the shrine of Germany's most powerful brand. Welcome to the phenomenon that is BMW World

Stephen Bayley
Sunday February 17, 2008
The Observer

'Die Welt ist alles', according to Wittgenstein. In saying the world is everything, the philosopher affirmed the significance of life in the face of the nullity of death. 'Is a little bit crazy, no, like a hurricane?' is what they say of BMW Welt. Here in BMW's World is its own affirmation of life. They used to say BMW stood for 'Baader Meinhof Wagen', the favoured wheels of last year's model terrorists. Now BMW represents the apogee of consumer desire.

The swaggering, vitreous, filigreed, technophiliac grandiosity of this megastructure - near Munich's spectacular 1972 Olympic Stadium, not far from Dachau, 20 minutes from the airport - is astonishing. Especially in a week when General Motors reported a $37 billion loss and the Mayor of London continued his vengeful assault on the private car with a muddled, technologically illiterate and socially divisive tax. BMW Welt has just celebrated 100 days of activity. It presents, as an architectural phantasmagoria, an entire world organised and designed to BMW's meticulous engineering standards. Scary or magnificent, depending on your perspective. At five minutes to midnight for the automobile, what does it mean?

To call BMW Welt a showroom is to betray a conceptual poverty and further to betray the poverty of language that is its handmaiden. But, in all essentials, that is what it is. German car manufacturers have a tradition of allowing customers, usually from abroad, to take delivery of their precious new vehicle at the factory. In other countries, this might be a desultory experience, but not so in Bavaria. A certain formality and pomp attends the handover ceremony because this is Germany and they take things in general, and cars in particular, very seriously.

This is what happens. A broker from New York, for example, will order his new BMW and jet to Germany to pick it up. But this is not a banal transaction. At BMW Welt he is confirmed in his good taste as a consumer by not only an architectural spectacle of the very highest quality, but also by technology exhibitions, shops, bars and restaurants. At the most exclusive of the latter he can lunch at altitude, a lead-crystal glass of high-specification Van Volxem Riesling to hand, while gazing through thrilling space at shiny new motors respectfully arranged for veneration as if religious artefacts. With BMW thoroughness, not to say mania, there is BMW-baked bread on the table and four varieties of salt on offer (with scrupulous descriptive notes: I especially enjoyed the Australian Murray River Pink Salt Flakes, rich in algae).

After lunch, and a period of smug self-congratulation, our New York broker enjoys the rehearsed ritual of the hand-over, gets into his Monaco Blue BMW 530i and vrooms off on a 14-day tour of Europe, with an itinerary (Grossglockner, Lake Garda) helpfully provided by BMW as part of its commitment to providing him with a memorable experience, from soup to lock-nuts. On his return, the car is put in a container and reverentially shipped across the Atlantic where it will be unpacked by a Jersey longshoreman probably unfamiliar with the coruscating values and unhesitating perfectionism of BMW's World.

Necessarily, a great deal of infrastructural sophistication is required to support the flawless dreamworld. So what we see above ground level is only about 40 per cent of the whole because, while there is heaven, there is an underworld too. To facilitate the handover ceremony, cars arrive the day before. As they have full tanks of petrol, regulations require that they are stored in an oxygen-reduced environment to obviate flammable risk. Underground, 285 brand new BMWs, like souls waiting to be released from Purgatory, are silently shuffled around on robotised pallets in an environment pressurised to the equivalent of 4,000m above sea level.

BMW Welt is the result of an architectural competition won in 2001 by the Austrian firm, Coop Himmelb(l)au. This name is revealing since it plays on notions of collaboration, blue-sky thinking and divine aspiration. It is one of those firms which emerged in the Eighties, put the Satan of frivolous postmodernism behind it, and reinvented modernism, making it more conceptually liberal, less tight-arsed and altogether more inventive in terms of spatial and formal invention. You could say much the same of Zaha Hadid, a runner-up in this competition. Significantly, at just the moment Coop Himmelb(l)au (which is an incongruous functional nightmare to type) was going techno-organic bonkers with this amazing building, so Chris Bangle, the American designer, was redrafting the signature look of BMW's cars, replacing visual decorum and rationality with complex curves and strange, agitated surfaces. Never forget, these are the people who gave us the word 'Zeitgeist'.

The building technology is appropriately grand. BMW Welt is supported by 775 concrete piles, each of them penetrating the earth's surface to a depth of 17 metres. The structure above ground is a geometrically boggling double cone, a design which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to manage before computers with sophisticated three-dimensional modelling became available. There is 14,500 square metres of glass and the roof - a 'cloud hovering in space' according to Coop Himmelb(l)au's Wolf Prix - is covered with photovoltaic cells. As an architectural visitor, the experience is very nearly sublime. The enormous captive volume - exciting rather than daunting - is punctuated by aerial ramps. Prix, continuing his engagement with metaphors of height and air, said 'I want to fly', and this is what the visitor feels, transiting through this BMW-branded world, led by continuously shifting vistas. Subtle angles ease the process, and all the time, a sense of controlling intelligence coupled with superb detailing, worthy of a 7-series' cutlines, make a concept that was perhaps a little bit crazy entirely acceptable to the sober-suited board of the mighty BMW AG.

Impressive as it is architecturally, BMW Welt is even more interesting for its symbolic meaning and its significance as evidence of the status of the brand in modern thought. BMW has always been a company keenly aware of its image. It has also had associations with art that go back to its origins as a machine shop run by Karl Rapp in the days when Wassily Kandinsky was Munich's leading artistic figure, busy with the philosphical basis of abstract painting. Originally a manufacturer of aero-engines, in 1923 Rapp Motorenwerke's Max Friz produced the BMW R32 motorbike: a design of Bauhaus purity. In 1938, BMW created a department of Künstlerische Gestaltung (artistic development), the first of its type in Europe.

As a result of absolute consistency in technology, design and advertising (a commitment aided by being a family-owned business with no need to pander to short-termist investors) BMW built not just an industrial empire, but the most titanium-hard set of brand values on the planet. Its 'Neue Klasse' saloon of 1961 define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Wirtschaftswunder and became a symbol of the New Germany. Nine years later, BMW began work on its new HQ in Oberwiesenfeld in Milbertshofen, site of its first factory. This has become known as the Four Cylinder Building since its tectonic inspiration was a car engine. Designer of the Four Cylinder Building was Karl Schwanzer, teacher of Coop Himmelb(l)au's Wolf Prix.

Nowadays, big companies are aware of architecture's role in building their brand. A building is like an advertisement, only it lasts longer. Equally, the big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al practices are, themselves, becoming brands. So there is something interestingly symbiotic in BMW Welt: a joint-venture by BMW and Coop Himmelb(l)au in the creation of valuable image capital. It is said that the corporate ego of BMW met its match in the architectural ego of Professor Prix. Additionally, this emphatically industrial monument is a ravishingly conceived, spectacularly hard-edged and crisply detailed reminder that, so far as corporate architecture is concerned, the information age has produced little of interest. Google's HQ looks like a double-glazing depot. Cars may be facing extinction, but they are more gorgeous than intangible gigabytes.

So there is something triumphant and perhaps a little elegiac about BMW Welt. Maybe even Weltschmerz, that untranslatable German word for 'the sadness of things'. With their national economic commitment to the car, the Germans are perhaps a little behind the rest of us in revisionist transport policies. BMW is not alone. The Welt is just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vanity projects throughout Germany. Volkswagen has built Autostadt in Wolfsburg and its Glass Factory in Dresden, where car assembly is turned into a sort of industrial opera. BMW had Zaha Hadid build a factory in Leipzig. Audi has turned the centre of Ingolstadt into a celebration of itself. Both Porsche and Mercedes-Benz are building ambitious new museums. Next stage in BMW's own programme of dramatic self-mythologising is reconstructing its own museum, just opposite the Welt. It will be fully five times bigger than its predecessor.

Would we really like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be as well-designed as BMW Welt?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e English love of amateurism that rejects its daunting perfectionism, something in English understatement uncomfortable with its bossy bravura. But then, again, you look at a superb magnesium casting on display and only a very dull person would not be moved to tears by its beauty. It was a Frenchman who said 'cars are our cathedrals', but it is BMW that has built the most exquisite shrine to the automobile.

The best of BMW: Four landmark designs

A revolution on two wheels
The BMW R32 of 1923 established the 'architecture' of BMW motorbikes for the next 70 years. Designed by Max Friz, in between aero engine projects, it was a beautifully conceived engineering diagram, a graphic of dynamic forces. A cross-section of the R32's famous twin cylinder 'boxer' engine resembles contemporary abstract pictures produced at the Bauhaus.

If it's good enough for 007...
The BMW Z3 driven by James Bond in GoldenEye looked both forward and back. It was one of the first BMWs to be designed by Chris Bangle who,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has overseen a complete transformation in design policy. He has moved away from austere Bauhaus principles, although his inspiration was the Nazi-era BMW 328. One version of the car was copied by Jaguar to create the famous XK120.

In the 'Knick' of time
The 'Neue Klasse' saloon appeared at the Paris Salon de l'Automobile in 1961. It was BMW's first wholly modern car, a confident expression of what had been achieved in the Wirtschaftswunder. There is a purity to the details, a hierarchy in the effects that is pure Bauhaus. Designer Wilhelm Hofmeister was the author of the signature features seen here: the prominent beltline, airy glass house and the 'Hofmeisterknick', the reverse bend on the rear pillar.

We are the Welt
The X6 is BMW's latest car. It retains established BMW styling cues, as well as familiar BMW competence, but recognises new market conditions. It occupies an indefinable category between 4x4, sports coupe and saloon. In terms of vehicle architecture, it exploits the technical limits of shape-making as surely as BMW Welt itself. If the old BMW was the rectinlinear Bauhaus, the new BMW is the morphologically complex Welt.

Art market shrugs off economic gloom

By Peter Aspden, Arts Correspondent

Published: February 9 2008 03:08 | Last updated: February 9 2008 03:08

Records tumbled, bidding was frantic and a series of masterpieces found new homes: the London art auction season confounded expectations again this week, performing strongly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nervousness over the world economy.

But as the auction houses sifted through the results of a highly successful week, they will have observed some warning signs that may temper their optimism.

Christie’s and Sotheby’s sold more than £368m ($716m) of art in their modern, Impressionist and Contemporary sales, well above their estimates and proving the art market’s resistance to unpromising economic indicators.

However, were some perilous signs amid the euphoria. One was the reduced number of US buyers. At the Sotheby’s Impressionist sale, which raised £144.5m, they constituted just 13 per cent of buyers by lot and were overtaken for the first time by Russian buyers, who formed 15 per cent.

At the equivalent sale last year, 21 per cent of buyers were American compared with 9 per cent Russian, while in June’s Impressionist sale the figures were 27 per cent and 3 per cent respectively.

At the Christie’s Impressionist sale, which sold £105.4m of works, US buyers formed 15 per cent of the total, compared with 83 per cent who were European (Christie’s figures do not treat Russian buyers as a separate category).

US collectors have traditionally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the art market and their diminishing numbers will cause concern, although the auction houses claim that the globalisation of their client base has helped insulate them against the economic downturn that has affected US confidence.

Melanie Clore, co-chairman worldwide of Impressionism and modern art at Sotheby’s, said it was no surprise to find Russian collector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promising role in sales: “One only has to look at the current Royal Academy exhibition [“From Russia”] to appreciate their cultural heritage and educated eye.”

Another cause for concern was the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unsold lots, particularly at the Christie’s contemporary sale. The equivalent sale at Sotheby’s takes place later this month.

Although it saw the most prestigious sale of the week, of Francis Bacon’s “Triptych 1974-77” for £26.3m, the highest price ever paid for a post-war work of art sold in Europe, only 69 per cent of the auction’s lots were sold. The sale as a whole fetched £72.9m.

Jussi Pylkkänen, president of Christie’s Europe, said that showed the discrimination of buyers. “It showed the importance of getting estimates right. There is a lot of information available on artists and the market compared to 10 years ago, and many agents happy to give advice. If you overprice you are in trouble.”

Mindful of that danger, Sotheby’s has lowered the estimate of its “Red” charity auction, organised by Damien Hirst and Bono to help raise money for the fight against HIV/Aids, due to take place in New York on Thursday.

The auction house originally hoped the auction’s 83 lots, donated by artists, would raise $40m (£20.5m), but it has revised that figure downwards to $21m-$29m.

The highlight of the sale is a Damien Hirst pill cabinet, “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estimated at $5m-$7m. A similar piece, “Lullaby Spring”, was sold in London in June for £9.7m, making Hirst the auction world’s then highest-priced living artist. The record has since passed to Jeff Koons.

Copyright The Financial Times Limited 2008


Auction houses’ big draws

The week’s top sales

“Triptych 1974-77”
Francis Bacon
(Christie’s) £26.3m

“Grazing Horses”
Franz Marc
(Sotheby’s) £12.3m

“Schokko With Wide-Brimmed Hat”
Alexej von Jawlensky
(Sotheby’s) £9.4m

“La Loge”
Pierre-Auguste Renoir
(Sotheby’s) £7.4m

“Tête de Femme”
Pablo Picasso
(Sotheby’s) £7.4m

“Zwei Liebespaare”
Gerhard Richter
(Christie’s) £7.3m

“Concetto Spaziale, Attesa”
Lucio Fontana
(Christie’s) £6.7m

“Palm Springs Jump”
Jean-Michel Basquiat
(Christie’s) £6.5m

“Femme au Chapeau”
Picasso
(Christie’s) £5.7m

“Buste”
Alberto Giacometti
(Sotheby’s) £5.6m

“L’Ouled Naïl”
Kees van Dongen
(Christie’s) £5.6m

Great trawl of China

By Peter Aspden

Published: January 11 2008 17:52 | Last updated: January 11 2008 17:52

The nascent economic giant that is China is nudging its way ever more insistently into western consciousness but does it have a distinctive voice? No one would argue against the spectacular growth projections and the sheer weight of numbers that testify to China’s growing importance in the world. That is a closed argument by now.

But we seem to want something more. It is a truism that economic prosperity is accompanied by cultural prowess. We are conditioned to think that the world’s new economic powerhouse should also be its artistic trailblazer – think of Renaissance Florence, or New York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ast century.

Western art, fraying a little round the edges, flirting ever more dangerously with decadence, is glancing eastwards with a heady combination of excitement and anxiety. What will be our new cultural landmarks? And what, if anything, can they teach us about ourselves?

British observers are about to get a crash course in the subject with the launch next month of “China Now”. More than 800 events, encompassing art, design, cuisin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port, constitute Britain’s largest ever festival of Chinese culture.

The festival is a business initiative, chaired by Stephen Green, group chairman of HSBC, the bank that was founded by a group of traders in China in the mid-19th century. It is little surprise that he sees a direct link between the burgeoning spirit of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country these days, and the flourishing of a new creative spirit.

We talk in his office at HSBC’s headquarters in London, where he is freshly returned from breakfast with the Chinese ambassador. She has reaffirmed her belief to him, he says, that “China Now” will be an event of “profound importance” in transforming British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Green says he hopes the British public will be surprised by what they see. “Of course people admire things like the calligraphy or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But what they may not appreciate is the effervescence and liveliness of w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 today.”

Much of that effervescence is associated with new Chinese wealth. The contemporary art market, as elsewhere in the world, is booming, with the scene’s most famous names beginning to attract serious money: the record £2.9m paid for Yue Minjun’s “Execution” in Sotheby’s London last October was instantly trumped by the £4.6m raised by Cai Guo-Qiang’s series of gunpowder paintings the following month at Christie’s Hong Kong.

Beijing’s 798 district, a giant Bauhaus former munitions factory turned into a collective of small art galleries, already has the feel of a shopping mall rather than a radical cultural experiment, with its own hip sense of self-conscious wit: one of the restaurants in the complex is adorned with large black and white pictures of east German communist dignitaries visiting the site in its former incarnation, a gentle ironic reminder of times past. But the predictable symbiosis between a new affluent class and young, fashionable artists is one thing – to wonder whether there is anything fresh, distinctive or radical in what Chinese culture has to offer is quite another.

One of the centrepieces of London’s Chinese festival is ‘China Design Now’, an exhibition at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opening in March that examines the cutting edge of a range of activities, from fashion and lifestyle to grand architectural projects. It will be as good an indicator as any of the extent and worth of Chinese cultural innovation.

Design, like its close cousin contemporary art, is a globalised phenomenon in which distinct national traditions increasingly struggle to be noticed. Can China buck the trend?

The show will be split into three locations and their associated themes: the “dream city” of Shanghai; the “future city” of Beijing and the “frontier city” of Shenzhen. It will bring together the work of young designers, some of them not yet born when the slow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haw of the 1980s began to take effect.

One of them is China’s architectural superstar Ma Yansong, the first Chinese architect to win an important foreign commission, with his twisted “Absolute Towers” project for Mississauga in Canada. Speaking in his Beijing studio on the day after his 32nd birthday, he is the epitome of Chinese cool, laconic and understated in his assessment of the city’s cultural scene.

He says there are two distinctively Chinese features to his architectural designs: an emphasis on nature, and an instability of form. Both come to the fore in his playful reinterpretation of Mies van der Rohe’s famous Farnsworth House, the undulating forms of which make it look like it is melting.

A project for the Venice Biennale saw him cover Tiananmen Square with a landscaped forest. “We know that people like trees,” he says simply. “The intention was to make something more free, more public.” There is only the merest hint of the acute symbolism with which such a notorious venue inevitably resounds. He says he has a slogan – “Be political or be polite” – and gives every impression that he is performing a highly skilled balancing act between the two.

He is relatively impolite about Beijing’s most prestigious current project, Rem Koolhaas and Ole Scheeren’s large and ostentatious headquarters for CCTV, China’s national broadcaster. “It gives another feeling to the city. It is like when you have a nice family dinner, and a stranger suddenly comes in.”

In spite of his tender years, Ma does not lack confidence. He trained with Zaha Hadid and say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she taught him was the way in which “she focused on her personal interests. She doesn’t care.”

If Beijing, with its inevitable emphasis on grand Olympic-scaled projects, is a relative newcomer to the western concept of modern cultural regeneration, Shanghai, with its worldly cosmopolitan background, is more organic in its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My search for a distinctively Chinese approach to design took me here to the studios of fashion designer Lu Kun, an up-and-coming figure, just 26 years old, who will also be featured in the V&A show.

The focus of his work is the city in which he works, rather than his country. The Shanghainese woman, he says, is not like any other Chinese woman, having absorbed British and French influences, and having learnt the delicate arts of assertion over their menfolk. “They don’t subdue themselves. They are quite bitchy,” he says with relish.

He shows me a dress that he deconstructs for me: it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qipao, which has been made transparent to show off the corset (a European influence) inside it. The fabric is rough, he says (“women need to be rough”) and the length is adjustable, from short and practical to long and diva-like. “It is a dress with several layers of meaning. It is for the multi-dimensional woman.”

I ask him if the wife of a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 would wear a dress like that. “If she did, the police would be round the next morning,” he jokes quick as a flash.

Among the several designers I met in both Beijing and Shanghai, the issue of government liberalisation is scarcely referred to, although widely taken for granted. Ma Yansong says he has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authorities – “If they trust you, they believe anything can happen”.

Truth is, such is the powerful nexus between new money and the fleets of young, talented designers busy working for the emergent urban middle classes, that there is no need for any kind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e idea that art might act as some kind of subversive or shadowy force in what is still, after all, a country with dubious democratic credentials, does not seem to arise. A new economy means new lifestyles, and new lifestyles demand new products, and new innovators. It is win-win.

It may be the cleverest feat yet of China’s leaders, to allow economic and cultural liberalisation to flourish hand-in-hand while keeping a brake on the more challenging issue of political reform.

That flies in the face of the widely held western belief, that art can and should be an important instrument of social change. It is no accident that one of the most widely recognised Chinese artists is Wang Guangyi, whose prop art posters ironically mix cultural revolution iconography with western brand names such as Chanel, Rolex and Coca-Cola. Wang is a one-trick pony – but it is a trick that reveals a deeper truth abou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meantime, perhaps we should have more modest ambitions for “China Now” than to expect a definitive state-of-the-art announcement on a country that is multifarious and complex. I ask Peter Wong, HSBC’s executive director for Hong Kong and China, what message he thinks the festival could impart, and his reply is simple.

“What I hope people will understand is that China is changing, and changing for the better,” he says.

“And that China has a very welcoming attitude to culture. And that it is a basically polite and friendly society that treats people with respect and good manners.”

‘China Now’ runs from February to July. ‘China Design Now’, sponsored by HSBC, opens at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on March 15

Copyright The Financial Times Limited 2008